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从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谈起

姚雪垠以历史小说《李自成》彪炳于世 ,张一弓以当代题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享誉文坛。他们的创作都处于一种“不吐不快”而又“心有余悸”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姚雪垠向现代求援 ,以期求得政治上的庇护 ;张一弓则向历史求助 ,以此来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他们在达到目的的同时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思考这种文化现象的成因及其带来的艺术上的巨大损失 ,对当前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不无意义     

政治对文学的召唤——以河南籍作家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为例

中原文坛上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姚雪垠、张一弓的创作都遇到了政治对文学的召唤问题。为了不受政治的制约,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向现代文化救援;张一弓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向传统文化救援。他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也说“纲举目张”的“张”

2020年第12期《语文学习》中,陈煜老师的《“纲举目张”的“张”字辨》一文,质疑《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词典对这个“张”字的解释,认为“张”是“收紧”的意思,而不是“张开”的意思。对此,笔者谈谈个人看法。《说文》:“张,施弓弦也。”也就是说“张”的本义是把弦安在弓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工人之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     

《张居正》脞谈

《张居正》1至4卷陆续出版后，评论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湖北文艺界更是欣喜若狂，因为《张居正》的出版，不仅大有问鼎茅盾文学奖的实力与希望，而且还保持了湖北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自姚雪垠《李自成》始在中国文坛上所具有的领先优势，因此，湖北人也就毫不犹豫又极为大方地把湖北文艺界的最高奖项“湖北省政府图书奖”和“屈原文艺创作奖”一股脑地挂在《张居正》身上。     

新记《大公报》的亚政治文化传播

新记大公报人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积极践履“文人论政”的政治文化理想。这个群体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组织或团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不党”的共同政治价值取向规范下显示出某种政治群体或派系的特性,从而具有亚政治文化特性。新记大公报人更以《大公报》为舆论阵地,积极传播其自成一体的以“文人论政”为核心的亚政治文化观。     

请给“最美司机”的亲人写一张卡片

“最美司机”吴斌的女儿对记者说：“每天部有那么多陌生的好心市民来我家里，他们愿意给我们写卡片吗？如果他们愿意，我会把这些卡片一张一张收集起来，如果以后妈妈想爸爸太伤心，就拿这些卡片来鼓励妈妈。”（6月4日《都市快报》）     

农民革命及其叙事——重读《李自成》

姚雪垠的《李自成》从构思写作到全部出版,横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及之后四个历史时段。其漫长的写作历程与戏剧性遭际,造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史现象。重读《李自成》,既是对农民革命叙事工程的谱系梳理,又是对变革年代文学、历史与政治错综交结关系的深入挖掘、思考。     

教学的向导，成才的摇篮

“张瑞，你向《小学青年教师》投过稿？”同事们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小学青年教师》上时，有些不相信地问我。因为在他们眼中我是那么年轻．而《小学青年教师》是那么神圣，那么“高不可攀”。那是我第一次发表章．而且是在大家公认的大刊物——《小学青年教师》上发表，     

《一颗星儿》、“毛瑟架”与“新”的政治——胡适与早期《晶报》关系新探

新文学倡导者胡适的白话诗“一颗星儿》在上海“小报之王”《晶报》首发,引发该报一场有关新诗的论争,这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发现。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佐以《小日报》上新发现的材料,考证《一颗星儿》确由胡适本人供稿且由《晶报》首发;同时以《晶报》“毛瑟架”栏新诗论争为线索,通过对论争双方话语的考掘,探讨“五四”至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场域间的文化政治因素。     

浅析白居易对《长恨歌》的矛盾态度--兼与张中宇先生商榷

张中宇先生曾撰文对“一篇长恨有风情”的“风情”作过考索，认为“风情”乃“风诗的性情”，并进而剖析了白居易对《长恨歌》的态度。笔者因不同意其观点而拟对“风情”重新作一考辨，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白居易对《长恨歌》的矛盾态度，以及产生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     

《左传》"死"类动词初探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有着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这种等级规定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据古代文化常识，死的称呼也是有较严格等级区分的，但是在古籍中具体使用时，我们发现又不十分严格。本文试图以《左传》一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左传》对于“死”类动词的使用情况及其原因所在。     

由历史小说看“五四”时代的延续——论《李自成》研究再度兴起

以2009年文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标志,在2010年姚雪垠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中,姚雪垠及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李自成》重新成为关注热点。在对史料和作品深入阅读与发掘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部形成于上世纪中后期的作品实际上与中国社会重要的现代转型期＂五四＂时代具有更密切的精神联系,而不能仅仅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政治观念产物。对作者的纪念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不仅意味着今天读者对姚雪垠和《李自成》所讲述的历史感到兴趣,也意味着现代历史观念中一种人文内涵的复现,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弘扬传统文化声浪中的又一次复苏。     

试论《周易》占筮的社会文化功能

《周易》是孕育中国哲学的“母胎”，是连接神学与真正哲学的中介和桥梁，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曾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易》占筮本质上是一种古代决策学。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是“神道设教”，基本政治功能是“通天下之志”。     

小议“抢婚”

《咬文嚼字》2005年第8期第14页有篇文章名为《“抢婚”抢错了对象》，指出《齐鲁晚报》上的文章《妻子提出离婚，丈夫执意不从法庭上上演“抢婚”闹剧》中“抢婚”一词用得不准确。事情是这样的：《齐鲁晚报》某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妻子提出离婚，丈夫执意不从法庭上上演“抢婚”闹剧》的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一四川女子和一山东夏津男子结婚后，关系一直不和，女方就借回娘家探亲之机一去不回。后来女方回到夏津，向当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男方召集了10多名亲戚朋友赶至法庭表示拒绝离婚，并强行将女方带回家中。《咬文嚼字》上的文章《“抢婚”抢错了对象》认为《晚报》上的这篇文章中“抢婚”一词用得不准确，并追根溯源地指出抢婚应该是在没有成婚的情况下，通过“抢劫”的方式逼迫女子成婚。     

署名“秋华”一文

1925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的“三八”专版上，刊登《国际妇女纪念日与中国妇女》一文，署名秋华。“秋华”熟悉和领会中共中央有关决议精神，能够把握国共合作时期妇女运动的政策方针，有意识地将中国“三八”节纪念活动与“国际”大背景结合起来，纳入现实政治斗争中。能够把握此文的评论尺寸，加之其他种种因素，只有向警予、杨之华是最佳人选，而根据“秋华”笔名来分析，杨之华可能性最大。当然不排除此文经过向警予修改的可能，或者尽瞿秋白可能审看过此文。如果后者有确证，那么“秋华”笔名就名副其实。     

开心一刻

▲言之有理爸爸和小华一同参观一个摄影展览。一幅名为《上学途中》的照片吸引了他们，拍摄的是一群孩子背着书包嘻嘻哈哈地走着，十分生动。可是小华说：“题目写错了！”爸爸问：“怎么错了？”小华说：“应该是《放学途中》，上学哪有这么开心！”岂有此李张小常听爸爸向人自我介绍时说：“敝姓张，是弓长张，不是立早章。”一天，有位客人来访，碰巧爸爸不在家，张小就问客人：“您贵姓？”客人答：“我姓李。”张小问：“是弓长李，还是立早李？”“岂有此李？！”客人惊讶不已。别字一家商店的售货员在黑板上写了“批发另售”四个字。…     

话题作文设计五题

现在的孩子，不是“小皇帝”，就是“小公主”，一大家子人围绕他们转，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友情、亲情，甚至漠视母爱。针对这种情况，我借助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母爱”课。     

借物抒情散文的立意

学习了茅盾的《白杨礼赞》,读了杨朔的《茶花赋》、《荔枝蜜》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后,许多中学生便尝试着进行借物抒情散文的创作,可他们在“立意”问题上常常面临无所适从的困难。因为这种文章写起来是有难度的,要写好就更不容易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受“形散神聚”这一特点的制约,而且是因为在“立意”上很难有所突破,达到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叶圣陶先生的《牵牛花》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龙德哲学与中华人文精神的勃兴——对周易文化的再认识

《周易》乾卦中的“龙”，与周人的“德”，在当时人的意识中都有充当沟通天人关系的媒介的功能，从而将二者相配来阐释人生和政治伦理，由此形成了“龙德哲学”。孔子的《文言》和马王堆帛书《二三子》等文献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和杜甫来一次“亲密接触”

教人教版八年级（上）第五单元时，我不禁眼睛一亮——第25课是《杜甫诗三首》，编排了《望岳》《春望》《石壕吏》三首诗。可以说，长期以来．对教材编排古诗词的方式一直感到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唐宋一些大家之作零零散散在各册各个单元．使我在教学时颇感不尽兴、不过瘾，也总是觉得学生在初中三年虽然学了不止一首的“杜诗”“李诗”“苏词”……但对这些“大家”的认识、感受却是零碎的．甚至于学一首忘一首，有时还会张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