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集聚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黄河流域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测算了黄河流域98个城市2005-2020年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构建面板模型时引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集聚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并进行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异质性检验;同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知识溢出、基础设施、环境规制和高质量劳动力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2005-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呈上升趋势;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集聚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呈现倒“U”型关系,异质性检验也得到相同结果;除了直接作用外,研究发现存在知识溢出、基础设施、环境规制和高质量劳动力这4个中介变量,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中路径依赖及环境规制影响分析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推导以及采用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区域内外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以及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研发路径依赖的影响。结果表明:(1)区域内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的路径依赖特征均较明显。(2)绿色集聚水平越高,区域内企业越倾向于绿色技术创新。(3)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区域内外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的影响,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同时也促进了非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效用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政府应当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合理政策引导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有效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增强经济韧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3—2019年黄河流域58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相关模型深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韧性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均有显著影响,且这一影响分别呈现出“U”形和倒“U”形的演进趋势;（2）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专业化集聚对黄河中游影响最为显著,多样化集聚对黄河上游影响最为显著;（3）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和政府政策支持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韧性间表现为“U”形调节机制。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应重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实现我国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变,以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及其时序动态演变规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不同区域效率的制约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升,下游、上游和中游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区域差距悬殊;中游地区技术进步优于上游地区,但技术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上邻近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高会对本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中游地区的溢出效应为负;整体上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城市开放均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与效率呈"U"型曲线关系,但在不同区域各因素的表现具有显著差异.并为长江经济带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以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从建设协调发展带、改进地方政策实施理念和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资源禀赋视角下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影响

黄河流域半数以上城市是资源型城市,该类型城市生态和产业协调发展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以环境治理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限模型、熵值法等方法,基于资源禀赋分异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进行类型划分,解析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和产业路径创造交互作用关系,归纳高、中、低等级资源禀赋下环境规制对产业路径创造的影响机制,进而针对不同等级资源禀赋条件下资源型城市提出高质量发展建议。结果表明:2003—2016年,黄河流域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增长显著,且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总体呈现上、中、下游逐级递增态势;2003—2013年,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产业路径创造水平提升明显,但地区差异显著;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环境规制对资源类和非资源类产业路径创造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差异。为此,环境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要考虑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对资源行业的依赖程度,科学设计精细化的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的调节作用。     

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仿真研究

成熟资源型城市作为国家能源资源的核心保障区,绿色转型任务不可轻视,为促进其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同时为转型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研究基础,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计了能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技术5个子系统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整政府、产业、企业3大转型主体的政策参数,模拟了各政策情境下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增加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力度比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更能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水平的提升,费用型环境规制会挤占企业的研发投入,适当降低费用型规制力度可以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政府和企业均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城市绿色技术水平,利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最后应注重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带动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做到节能减排降耗。因此,建立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的转型政策体系,才能优势互补,促进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早日实现绿色转型。     

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沿线5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测算流域内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构建Tobit模型,实证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全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上游最高,下游次之,中游最低,效率高值集中在西宁、郑州、西安、太原等省会中心城市和中卫、武威、鄂尔多斯等地区中心城市。②从Tobit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外资利用和科技水平对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有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明显。③从各影响因素作用的区域异质性来看,科技水平和外资利用对上游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游的影响有限,而产业结构升级对中游的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外资利用对下游的影响不显著。本文对提升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助推该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仿真模拟

工业绿色发展是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调节3种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变量的参数,模拟工业绿色发展系统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模式下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适度降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在污染小幅增加的情况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市场型规制可能会暂时降低工业绿色发展指数,但长期来看有利于中国工业的绿色发展;提高自愿型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在保持工业增长水平的情况下减少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但单独使用各类环境规制工具,都会在取得一定规制成果的同时产生某些负面效应,而3种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则可以取长补短,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据此,提出健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合理设置市场型规制工具的强度、强化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运用等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工业的绿色发展。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黄河经济带沿线75个城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差异分析,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进行效应测度和分解。结果表明：(1)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表现为由下游主导,依次向中、上游递进的发展趋势,城市之间高质量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2)经济实力、对外开放、人口密度和公共设施的提升均对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则表现出一定的消极影响。空间滞后项系数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规制和公共设施在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区域之间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实力和公共设施建设在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表现为一定的“虹吸效应”,环境规制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存在一定的“虹吸潜质”。     

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评价及地区差距——基于减污降碳和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经验考察

【目的】本文旨在评价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探析其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的地区差距，为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方法】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借助EBM模型的Global-Luenberger指数对2007—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进行科学评价，运用泰尔指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别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深入剖析其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地区差距来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揭示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差距的驱动因素。【结果】样本考察期内，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流域内表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地区非均衡特征。地区内差距是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空间差距的主要来源，技术进步的差距、非期望产出生产率差距以及社会产出生产率差距对其结构差距的贡献呈依次递减。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后对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地区差距解释力远超单因子，但其作用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结论】缩小中游、下游地区内部差距是未来黄河流域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的重点方向，同时应注重内外源动力的匹配程度，...     

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环境规制对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创新,构建数理模型,探求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二者与环境规制均呈“U”型曲线。(2)环境规制水平对治污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作用。(3)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促进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所有制结构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而不利于治污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对治污技术创新影响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措施、企业规模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区域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有效性——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属于市场失灵的一部分,需要政府采用环境规制工具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但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和地区经济的影响又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为了剔除该限制,检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本文以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为例,通过构建包含生态环境状况和经济水平的区域生态效率体系,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相比,环境不良企业监测对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生态效率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说明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程度依赖于规制工具的选择,并且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生态效率提升更为明显;②环境不良企业监测存在门限效应,随着其强度的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逐渐提升;并且伴随其强度的增加,也会引起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区域生态效率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基于此,在污染较为严重的经济发达地区,采用严格的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升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但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趋势明显时,应采取激励型为主、惩罚型为辅的环境规制工具运用策略,从而有效地兼顾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率改善,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新常态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2009—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新常态",环境规制政策加强与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当前制定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在研究"新常态"背景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东中西区域的结果对比,提出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采用2009-2013年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在东部地区影响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因此在目前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抑制经济增长,且受区域差异的影响,最后提出使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基于广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立足于省域视角,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绿色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有针对性地诊断区域绿色发展状态、强化靶向施策提供参考。首先,基于对绿色发展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构建发展过程与归旨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框架,进而建立兼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和增进社会和谐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政策协同视角,利用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按广东省全域、珠三角地区、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分组,考察其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及二者交互的绿色发展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增强广东省全域和珠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但对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尚不见明显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发展关系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即沿海经济带与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则相反;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适度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当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下降。由此得到推动广...     

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通过选取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看,民间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分地区来看,民间投资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显著地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的结果不显著。除此之外,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等因素均对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不明显,没有能够对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黄河资源在西北开发中的优势及生态问题的探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后,如何合理的利用中上游黄河资源的区位优势、促进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加快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整治、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发展西北的重要课题。文章通过对西北部黄河流域在历史和现代中对西部各省的经济的影响,阐述了黄河流域在西北大开发中的自然和地理优势;探究了制约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总结了黄河在西北大开发中拥有的重要地位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低碳经济时代,推动绿色创新的研究和发展是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U影响;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均会削弱该U型影响,且随着强度的升高,削弱效果愈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探讨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企业宽裕资源对政府正式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对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此外,组织知识惯性对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