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府长城考

在邢台市所辖的内丘、邢台县(今信都区)、沙河市西部太行山区,上百公里的山上有明代长城.这些并不位于边境的长城,建有关楼,筑有长墙,驻人防守,与明朝北部"九边"长城拥有同样的作用.但是这些长城并非朝廷投资修筑的国防工程,而是明朝中期因蒙古人入侵山西,顾虑其翻越太行,进入华北平原袭扰掳掠,冀南沿山府县遵照嘉靖皇帝旨意,组织...     

王原祁政绩研究之我见——以其出任顺德府任县知县为主线

研究王原祁者,多专注于其在中国画史之突出成就,而忽视其政绩,尤其忽视其“令任县”时之政绩。王原祁出任任县知县后,抗洪救灾,为民请命;修志缉盗,移风易俗;士民因感戴而为其建立生祠。     

隋唐军府新考

建国以来,随着隋唐墓志的大量出土和整理出版,一些学者继劳经原、罗振玉、谷霁光之后,利用这些墓志研究和增补了鹰扬府和折冲府,并且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近年出版的隋唐墓志,新增补鹰扬府10个、折冲府12个,并对前人研究略做补正。     

清代宁武府历任知府考

宁武府于雍正三年(1725)设置,隶属山西省。(乾隆)《宁武府志》卷六职官中的知府条首次记载历任知府,但仅至乾隆十七年(1752)。从乾隆十七年至宣统三年,时间跨度达159年,均无宁武府历任知府的成体系记载。鉴于地方文献的散佚,历任宁武府知府的任职离职年限亦残缺。通过查检雍正至宣统朝的相关史料文献,考究并理清历任知府的任离时间,既可弥补其缺漏,又可为相关学者提供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史料。     

隋河东诸郡鹰扬府汇考

府兵制是隋唐盛世推行的一种兵制,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府兵制的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但隋代史料甚少,《隋书》还无兵志,这给研究隋代府兵制度带来极大困难,前贤便以考证隋府名目来扩展研究材料,取得了很大成就。后世出土数量巨大的墓志资料及一批虎符资料为继续扩展新材料提供了可能。本文在继承前贤研究基础上,着重搜检史籍、墓志资料及出土的隋代虎符中对河东诸郡兵府的记载,共搜检河东诸郡十二兵府,并对其进行系统归理与考证。     

隋代京兆郡鹰扬府汇考

府兵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主要的军事制度之一,它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四朝二百余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废止。隋代是府兵制度完善之时,它上承魏周下起大唐,是府兵制度发展十分重要的时期,因此对隋代府兵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府兵的最重要组织形式是兵府,对兵府情况的统计研究是府兵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前贤学者在隋代兵府研究上作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如劳经原、劳格、罗振玉、谷霁光等诸位先生分别在其论著中补过隋代兵府,并都有精彩的论断。本文在继承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搜检史籍及墓志资料中对京兆郡一地兵府的记载,对捡获的京兆郡十六个兵府,进行系统归理与考证。     

明代《顺德府志·艺文志》的文化价值

明代顺德府为直隶八府之一。嘉靖和万历时期纂修的《顺德府志》中都辟有《艺文志》专章,是当时顺德府的文献和典籍集合,为我们了解明代中后期顺德府的典籍流传情况,以及汉代以来顺德府的学术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两种《艺文志》所收录的文献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体现了明代国家和顺德府本地在思想、政治、习俗、社会面貌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些信息,对于推进明代历史和区域传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册府元龟》编撰考

《册府元龟》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三部书均成书于宋初,但它们并非一脉相承。经诸多史料考证,《册府元龟》的编撰是独树一帜的,整个成书过程有其独特的编撰文化主旨思想和背景,与宋初其他三部书的成书过程有诸多差异。     

广东近代顺德诗人周祝龄

《所托山房诗集》是广东近代顺德诗人周祝龄的诗集。"诗人"是周祝龄对其个体的终其一生的体认。以诗歌记载晚清政治、军事和展现"桑争稻田"对岭南传统农业的冲击与光绪年间岭南频繁出现的水旱灾害,以诗经世的锋芒使周祝龄的诗作足以屹立于近代广东诗坛。     

邢台古方志乾隆版《顺德府志》文学价值研究(之一)邢台古方志乾隆版《顺德府志》散文文学成就初探

邢台古方志乾隆版《顺德府志》《艺文》、《人物》、《烈女》、《风俗》、《山川》、《寓贤》、《仙释》、《艺术》诸卷所载的散体文,以其娴熟的文章结构布局,成功的人物形象刻画,恰切的行文风格选择和精湛的语言表达艺术,鲜明地昭示世人,邢台古方志乾隆版《顺德府志》在散文创作方面,具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成就。     

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渊源考辩

兴化府城隍庙角叶使用了独特的象首纹进行装饰。作为传统祥瑞体系的重要部分,象纹在中国纹饰中占据着独特地位。古代青铜器常以象首作为器身装饰,汉代佛教的传入加深了中国本土对于象的崇拜,民间传统中也有以象为核心的符号体系,海上丝绸之路也促进了象图像的传播。基于区域范围内民间信仰的局限并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推测,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是佛教等多元宗教、民间传统乃至青铜礼器艺术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汉简＂小府＂考——兼谈简牍词汇语义的辨析

＂小府＂是汉简中的习见称谓,以往学者多认为其同于＂少府＂,是汉代地方行政系统中管理供长官用度财物的机构。其实,其意义随着语言环境的不同而有变化。除了上述定义外,还可以与丞相府、太守府等各种＂大府＂相对,而有御史大夫府、各种都尉府的含义。以往学者在对＂小府＂一词的理解上,存在片面性,主要是由于忽视了简牍材料本身语言、内容的丰富性,简单比附传世文献所致。     

唐代“府”、“道”和“方镇”成为地方政区及其对后世地方政区制度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地方政区沿革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唐玄宗时把“府”加入到地方行政区划中来,唐太宗时设置的“道”和唐睿宗时变成正式建制的节度使辖区（方镇）在唐朝后期逐渐跃居州（府）之上成为地方一级政区,使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逐渐由简单的州——县二级制经州（府）——县二级制最终转变为道（镇）——州（府）——县三级制。府、道和方镇（节度使辖区）成为地方政区对后世地方政区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个“嘉定府中学堂”与巴蜀文化名人的关系杂考

清末民初,在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中,两所"嘉定府中学堂"相继在成都和乐山开办。这两所学校的创办,得力于一些献身于中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如吴天成、廖赞裳、王祚堂等。还有一批巴蜀文化名人也与这两所学堂发生了重要关系,如吴虞、萧湘、吴芳吉、郭沫若、曹葆华等。文章力求借助一些新发现的史料,还原这两所中学的创办过程以及相关的人事关系。由此透视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在剧烈的文化转型中的种种状况,让一批献身于中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浮出历史的水面。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     

《易传》的“宗揆驱鬼”“以形判道”

《易传》的特点除"舍象立言""富于思辨""百虑致一""尚简"外,还有"以形判道"和"宗揆驱鬼"等。这些特点是决定《易经》成为经书,特别是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和道家"三玄之一"的主要原因。《易传》展现的是本体论宇宙观,是生生不息的主体性哲学。几千年来,它一直指导着国人居安思危,趋利避害,逢凶化吉,开物成务,建功立业,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和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人道、法制的原点在于"性善",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来自《易经》的德道。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发行的《童子问易》旨在强调经邦济世,但在阐述易经哲学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也谈到了大易的"揆与宗关系"问题,提出了"德道同形"等问题。通过《童子问易》中有关"宗揆驱鬼"和"以形判道"的补证和分析以谢业界人士的雅言美意。     

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评《中国绘画美学史》

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形象浓缩,是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促进着中华民族艺术的繁衍和文明历史的延续。中国绘画是哲学的、文学的,注重内在的精神修养、气韵、意境、格调和趣味,它以自己特有的艺术形式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中国绘画美学先后接受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了以道、艺、性、情、气韵、笔墨、造化等范畴的重内美的绘画美学思想。概括中国绘画美学特点如下:以笔墨和线进行造型;画面比例不受限制,画家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可以调整画幅比例;画面可以不画背景,留有大量空白,展示虚实变化;画面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