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宏观考察与系统研究--读《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浮出水面开始，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至今已有20余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期间，先锋诗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并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评论界围绕朦胧诗及后来的第二代诗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之广泛、观点之纷杂、     

朦胧诗的启蒙价值和先锋意义

20世纪80年代是迷惘的年代,又是思想文化复兴的时期。诗坛打破了建国以来单调的一统局面,出现了多种风格、流派同时并存的趋势。1980年带着强烈现代主义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这种对于当代诗歌规范表现出较多叛逆特征,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审美倾向的诗歌潮流,使新诗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朦胧诗是这股新诗潮的第一个浪头,朦胧诗人们以深邃的反思和痛心的呐喊道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点燃了无数青年心中的文学圣火。     

本体性的深入解读——读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朦胧诗浮出地面不久并渐渐获得读者的认可时,一股新的诗歌浪潮以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汹涌而来,“第三代”诗,90年代个人化写作,70后诗人群等各种诗歌流派和浪潮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从“第三代”诗开始,先锋诗歌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艺术系列,产生了一批才华功力兼具的诗人和优秀的文本,带动了当代诗歌乃至当代文学的历史转型,对这一文学课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研究难度大等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薄弱。而罗振亚先生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作者凭借自已丰富的资料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对朦胧涛后的先锋诗歌做出了冷静的梳理和深入的解读。     

文艺美学研究的新收获——评《文艺美学研究》

文艺美学是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这一概念到现在,学术界对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否存在仍有争义.     

文化三棱镜映照下的沈从文--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尘封了30余年的沈从文如老树新花,重放异彩;沈从文研究领域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杨玉珍的近著《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东方神韵》）开拓出了新的研究视阈,既是沈从文研究的新创获,也堪称比较文学领域里的一项新成果。     

隋唐使职研究的新成果——评《隋唐使职制度研究》

唐朝使职是唐朝官制中的重要内容.作为专门记载官制的<大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以及<通典>等唐代典籍却对之记载很少,多为一提而过,实为一大缺憾.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以罗振玉为代表的学术界开始了对唐朝使职的研究.     

观念的更新与重写文学史--评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有识之士率先打出了“重写文学史”的旗帜.至今,在这种时代使命的召唤下,研究界确实推出了一些成功的“重写文学史”的范例,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皆为“重写文学史”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文学形象研究的成功突围--读赵炎秋教授的《形象诗学》

20世纪以前,文学理论的主流是形象论文论;20世纪以后,形象论文论的主导地位逐渐由语言论文论所取代。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是语言的建构,文学的本质与基本特征是语言”,语言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语言论文论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赵炎秋教授仍然坚持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这是需要勇气和创见的,尤其是在形象论文论已被认为落伍淘汰的情况下,他认真钻研文学形象的有关问题,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结合文学实践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吸取语言论文论的长处,贯以自己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十年磨一剑,写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文学形象的学术专著…     

史论结合,精心解读当代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新科技革命与当代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评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勃兴的科教兴国战略,在今日之中国早已深入人心,且成就卓著.当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国策定位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践成效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新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也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深化和实践完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赵常伟博士撰写的《新科技革命与当代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一书,即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作、力作.全书围绕＂科教兴国＂的主题层层深入,逐级展开,条理清晰,引人入胜.     

英国工党执政史研究领域的力作——评倪学德的学术专著《和平的社会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党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包括工党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社会党进行接触和对话。中国共产党对工党和社会党确立了一个既现实又科学的态度：“尽管这些党一般都不赞成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有各自的解释，但是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这方面的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相互了解和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合作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学术界对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了重新审视和评价。不少学者对这次改革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许多论文改变了以前学术界对这次改革所持的否定态度，越来越多的著作倾向于肯定其进步性质。其中，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倪学德博士撰写的《和平的社会革命——战后初期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研究》就是较有新意的一种，相信它的出版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试论先锋诗歌的转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范型”的转换带来了先锋诗歌的转型。表面上看它是文类学意义上的变构，实质上是内在生长机制的一次自我更新。     

新诗旧诗两种诗

以白话和自由体为标志的汉语现代诗,同以格律为定制,在文学史上被以“近体诗”指称的中国古典诗歌,究竟有没有文学类型学上的同一性,即两者是不是具备同一种文体性能,这是解决新诗创作继承与借鉴问题的关键。如果现代,白话诗与古代格律诗果真在文学体性上一致,也就是两者作为一种文学体式,     

试论朦胧诗的模糊性与象征手法

文章从“滕胧诗”一词的导源、释名入手，指出了朦胧诗主题的模糊性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晦涩型（即诗意艰深难懂）；二是多值型（即诗意亦此亦彼）。认为朦胧诗的模糊性有着多种致因，但最主要最直接的还是象征手法使然。象征的主要特征是“暗示性”（即通过某一特定形象以表现或暗示超越这一形象的含义）。象征的生成机制是相关事物间的“可拟性”（即相互对应关系）。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以及我国传统诗论的多重影响，诗人往往选择象征手法进行创作。而正是由于象征所具有的涵盖性及主观随意性等特质，导致了朦胧诗主题的模糊性。文章从“量变到质变”的哲学思辨角度。指出了滕胧诗的“朦胧度”应有的极限。     

网络与当代新诗发展

本文认为,网络"激活"了当代新诗,使得新诗发展精彩纷呈.但同时,网络的出现,也使当代新诗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网络的诗坛泥沙俱下,需要正确的引导.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变化。分析了新变化的表现、新变化的原因 ,阐述了如何看待这些新变化 ,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合规律的现象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与博尔赫斯

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一点在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文学上有突出表现。其中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中国＂先锋派＂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马原、残雪、格非、苏童、孙甘露等先锋派作家继承发扬了博尔赫斯的写作技巧风格,有意识地移植西方文学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博尔赫斯对中国先锋派作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文化象征三方面。承认博尔赫斯等西方文学大家的影响并非否定成绩,中国先锋派作家是立足于本土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根植于中国的具体情境进行有意义的探索与创新。     

从以礼说诗看《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

作为理学家的吕祖谦,其《吕氏家塾读诗记》继承《郑笺》以礼说诗的传统,多以义理解诗,是《吕氏家塾读诗记》宗毛诗的表现之一。     

柳暗花明话新诗——试论新诗的出路

新时期以来，诗坛的形势喜中有忧。诗歌如何走出低谷?值得探讨。首先要克服诗歌中的大白话、大黑话与大黄话这三大弊端．还要继续在诗歌形式与内容这两方面努力进行探索。许多诗人、诗评家与诗社为探索新诗形式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努力使诗歌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与贴近群众这“三贴近”应是当务之急。倘若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探索精神，又能从传统与外国的诗歌中吸取营养，努力做到“三贴近”，新诗定会柳暗花明，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及对策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意识不断渗透,话语权争夺激烈,部分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淡化、政府的主导能力减弱等等。应对这些变化,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牢固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