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集团平叛日历简编之一

"裴度集团",是指唐宪宗元和年间以裴度为首,马总为副,韩愈第三,以平定、征讨淮蔡、镇冀、淄青等反叛藩镇为目的之军事行动集团。军事行动集团即为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之幕僚群体,在平淮蔡、征镇冀、讨淄青前后,形成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兼文学创作集团。平淮西是唐代继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又一次军国大事,与征镇冀王承宗、讨淄青李师道,时间上交叉平行,前后4年。"裴度集团"形成在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期间,韩愈《平淮西碑》被推倒磨毁,段文昌重撰、建立《平淮西碑》。讫止年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四月:裴度罢相,失去中枢权力,"裴度集团"活动宣告中止。考订日期,尽可能准确至"日",采用唐代史书"日历"形式。     

论韩愈、段文昌先后写作《平淮西碑》的政治背景(上)

本文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的方法,分析了淮西之战的性质,裴度、李皇甫、程异等人在战争中的作用,韩碑的主旨和韩愈的态度;考辨了唐安公主、石考忠等的事迹,段文昌在士大夫党派分野中的政治倾向,段碑出台的背景等,指出段文昌、韩愈《平淮西碑》的出发点和主旨的不同,还是根源于当时的人事纠纷和士大夫党派斗争之中。韩碑被毁和段碑的出台,都与此密切相关。     

韩愈与藩镇的关系

韩愈研究中正探讨一个问题,即韩愈对藩镇的态度。《韩愈》一书认为是“又维护,又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一个骑墙派。”(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所(?)韩愈收过韩宏的厚礼,以为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时“对于裴度还有较公正的评(?)对于李愬的功劳说得就不那么充分,相反的,对于作战不力的韩弘,却大加赞扬,弄得连韩弘本人看了碑文后,也感到喜出望外,又是向韩愈写信道谢,又是赶送厚礼作酬劳。这就引起了李愬部下的强烈不满,终于发生了李将石孝忠冒死推倒韩碑的事件。     

毒汁四溅的《评淮西之捷》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在天津胡诌所谓“儒法斗争史”时,大谈唐宪宗(李纯)时期讨平藩镇吴元济叛乱的“淮西之捷”,并要人们去研究裴度、李愬,尤其要研究“武后用裴度”。虽然历史事实是当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武则天已死去一百     

唐朝元和刺相案的始末

唐宪宗继位后,得到宰相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等扶佐;力图以法度制裁专横跋扈的藩镇,重整李氏王室的权威。但是,就在朝廷对藩镇大举用兵的过程中,京城长安发生了一起由诸藩镇共同策划的谋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宪臣裴度的恶性事件,令四方惊骇,引起强烈震动。本文拟就此案作些初浅探讨,以求正于博深之士。一宪宗初即位,宰相杜黄裳首建削藩大略,进言道:“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以     

唐代藩镇的历史真象

湖南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张国刚同志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杨志玫教授评论说:“该书提出许多独立新颖的见解,读后令人耳目一新。”现摘录书中“引言”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藩镇,在一般读者眠里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这实际上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五十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不过七、八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古代不是一个贬词,是形容地方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从历史上看,藩镇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唐代藩镇(道)与唐王朝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可以分成如下四种类型:一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其代表是魏、镇、幽三镇;二是防遏型,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多是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虽然时或不听指遣,却仍不失为朝延制遏骄叛的屏障,并非割据藩镇;三是     

试论唐代藩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于唐五代藩镇的历史作用，以往论著皆给以负面的评价，该文认为：唐五代藩镇割据与春得战国诸侯争霸有异曲同工之作用，藩镇的割据和战争，促进了均田制的最后崩溃并带来了封建社会固有等级制度的变化，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简论唐宪宗“以才为上、德行次之”的用人原则

本文将唐宪宗针对平藩战争的用人原则归纳为两类:一是任用藩镇降将文臣以壮大中央力量,瓦解藩镇集团;二是任用有吏才和通晓经济的人才,作为平藩的后盾力量.并且指出、这种用人原则不是全部的用人内容,也不是绝对的.同时,指出了这种用人原则的不足和对中兴局面的影响.     

旧题新解:唐代河朔藩镇研究——读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

<正>唐代河朔藩镇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宋代,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就已开始,并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具有双重性,肯定藩镇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藩镇是国家的大害。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专门的研究。宋代以后,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前集》,明人洪垣、张溥、李贽,清人赵青黎、沈炳震、赵翼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而明人张大龄的《唐藩镇指掌》、清人华湛恩的《唐藩镇表》、黄大华的《唐藩镇年表》、     

杜牧诗思想与艺术述论

在灿若繁星的唐代诗人中,杜牧是晚唐诗坛上的佼佼者。他的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文拟从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对杜牧的诗作一粗浅的论述。杜牧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中晚唐的藩镇割据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唐玄宗李隆基酿成安史之乱,经肃宗、代宗两朝的讨伐,叛乱虽然被平息,但藩镇割据的局面却在肃宗时形成,至代宗朝已经固定。杜牧生活的时代,正是唐代藩镇割据的中期,其间唐王朝和藩镇有过几次大的战争,如宪宗元和年间平蜀刘辟、吴李錡、成德王承宗、淮蔡吴元济、淄青李师道;文宗大和年间平沧州李同捷;武宗会昌年间平泽、潞刘稹等。这几次战争,虽然唐王朝取得了胜利,但在整个唐代中后期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斗争中,中央政权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略论韩愈《平淮西碑》

唐宪宗元和九年八月,吴元济据淮西反,诸将讨伐,历久无功。元和十二年八月,以宰相裴度前往督师,唐、随、邓节度使李愬以精骑乘虚入蔡,擒吴元济,淮西平。群臣清刻石纪功,韩愈奉诏撰《平淮西碑》(以下简称韩碑)。《韩碑》甫立,即遭诬陷,宪宗乃诏令磨去,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以下简称段碑)。此一磨碑事件,历来文士争论不休,大都置当时政治斗争要害于不顾,以为韩愈秉笔不公,乃挟个人恩怨抑扬失当之所致。     

裴度《寄李翱书》系年考

裴度《寄李翱书》一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作于其早年,另一种以为作于晚年。从李翱的作品及生平以及裴度的生平事迹等方面看,裴度《寄李翱书》的写作时间,应在贞元末年。明确此文的写作时间,对于正确理解裴度对古文运动的态度有很大帮助。     

赵翼论唐五代藩镇问题

藩镇割据是唐五代时期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多次谈到唐五代藩镇问题,对藩镇兴起与演变,藩镇割据原因,藩镇骄兵,藩镇暴政以及历代控制藩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考证、归纳和评述,这些评论对研究唐五代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参加中原战争

隋唐时期,不少少数民族政权参加了隋末农民起义、隋末拥有武装的地主官僚之间的混战、唐初的统一战争、唐中央平定安史之乱、藩镇之间的争战以及唐王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等战争.少数民族参加的这些战争,规模不等,原因复杂,性质也不相同.客观分析评价少数民族参加这些战争,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裴度、元稹矛盾对中唐文学的影响

裴度、元稹交恶是中唐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二人由关系相对融洽到关系恶化再到长庆期间矛盾公开化,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唐错综复杂矛盾的一个交织点。个人恩怨是矛盾的起点,其背后由于各自所属利益集团不同而导致的政治见解的差别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其中,裴度与元稹所代表的翰林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以裴度为代表的主张削藩的力量与以皇帝为代表的“妥协派”之间的矛盾以及以裴度作为资深政治家与元稹所代表的文士之间的矛盾,是矛盾的焦点。裴度与元稹的矛盾对中唐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唐代节度使集权再论藩镇问题

开元天宝之时,守边备塞、镇抚边境是节度使的主要职责。中唐以降,藩镇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民政、刑法、人事等方面的职权,正是藩镇集权型政体形成的体现。藩镇节度使的职权,即反映了中唐以降在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藩镇、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事实,也使我们进而重新去审视安史之乱后唐代藩镇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唐代政治时事的诗化

唐诗对政治时事的关注留下了一个诗化的唐代政治时事版本，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边境战争，友邦交往，藩镇之乱，农民起义。这在诗学和史学上都有重大意义。     

陈寅恪先生元稹“休兵”即“消兵”说商榷

陈寅恪认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元稹作《连昌官词》,呼吁“努力庙谟休用兵”,是12年前同白居易应制举时所持“销兵”说的继续;“休兵”说同于唐穆宗初期宰相萧、段文昌的“消兵”说,元稹因而得志于朝;与主战派裴度政见对立,故又受到攻击并遭贬;“消兵”说导致朝廷再失河朔。陈说不确。白、萧、段的“消兵”说,指天下军队逃、死不补,自然减员。元稹从无这种主张,所说“销兵革”,指朝廷推诚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战争,核实军籍,农战相兼。元稹一向主张并参与镇压藩镇叛乱,“努力庙谟休用兵”,是盼望最终太平,不再用兵,这同裴度完全一致。元稹见重于穆宗,并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文才学识;遭裴度等忌恨并因而遭贬,也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勾结宦官,谋取私利。朝廷再失河朔,不是“消兵”说所致,旧史已讲到物资供应、宦官监军、指挥管理、宰相才干和朝廷遥控五方面因素,还应考虑河朔地区特殊文化背景。元稹“休兵”说不同于萧、段“消兵”说,即便再失河朔是“消兵”说所致,也与元稹无关。     

出土墓志所见唐藩镇质子制度研究

质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唐朝继承两汉、魏晋以来的做法,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质子制度。安史之乱后,唐中央由于难以完全控制地方节帅的任免和更替,在藩镇也推行了质子制度。藩镇质子制度产生于唐中央实力较弱的背景下,对维护唐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始于代宗永泰初,在宪宗元和之后逐渐消失,是唐中期朝藩互动的重要内容。     

五代藩镇动乱特征分析

五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动乱,包括藩镇动乱和禁军动乱,而主要是藩镇动乱。五代藩镇军阀(称为节度使)之骄横与暴虐较之唐代藩镇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逞其武力,嗜杀为雄,轻则杀人越货,重则反抗中央,甚至篡权夺位。因之,五代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战争频仍,动乱迭起,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用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的话说,就是:“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