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书坊研究述略

临安书坊,自五代直至近代,历经千年积淀,为浙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研究我国古代出版史尤其是浙江出版史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关于临安书坊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文章在搜寻整理浙江现存古典文献基础之上,将临安历代书坊发展情况及其嬗变历程作一梳理总结,概对浙江民间版刻业研究有所裨益。     

研究出版史料需从搜集资料着手

当年宋原放先生将刊物名曰《出版史料》,我钦佩他的高明,因为研究中国出版史,资料搜集是第一位的事情。中国古代出版史就其业绩辉煌与历史悠久而言,全世界无与伦比,举世公认是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伟大贡献。可是,由于至今尚未做过史料的系统搜集工作,研究工作举步维艰。讲出版史,总是不能不讲古代出版物的流通与发行。王     

中国书坊与市民文化

书坊是中国古代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有别于官方所拨资经营和私人集资经营两大出版机构,作为出现在市镇繁华地区的个体经营出版机构——书坊,明确地带有其市民性和营利性的特点。       

媒介形态变化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

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出版物形态出现多种不同的载体,出版史不仅要关注过往纸质出版物的发展史,还应将当代的电子出版史、数字出版史纳入研究视野,关注新型出版物引发的新问题。     

清代河南书坊刻书考述

五代时的书肆,北宋时的书林、书堂,南宋时的书棚以及明清时的书铺,皆泛称书坊.古代的书坊基本上就相当于现在的书店,颇有异者,书坊本身刻印图书,而现在的书店则不承担图书出版的职能.五代时期的洛阳,已有零星的书坊开始刻书.历经宋元明,而达于清,河南坊刻的数量与所刻图书见于著录者远远超过了前代,走向-个历史的高峰.     

古代图书出版格局与传统文化

私人、官方和书坊三者构成了中国古代编辑出版事业的基本格局。“士”阶层是编辑著述的主体，以追求“不朽”作为编辑出版的理念；官方以编纂大型图书作为实施“文治”的标志；书坊出版物与市场需求有密切关系。三者相互补充，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出版史研究涉及出版活动的起源、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早期出版物与书籍的关系或出版史与书史的关系、出版与纸和印刷的关系等等。研究和撰写出版史最要紧的是明确出版概念,向读者表明作者依据什么样的出版概念来写出版史。对出版史的起点在学界一直存在     

文化视角,学人情怀——《出版文化史论》读后

《出版文化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是章宏伟新近结集出版的出版史论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下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活动。 本书虽然是单篇论文的结集,却有统一的构思和体例,并不使人感到零散杂乱。例如:上编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两宋出版业的四篇考述,都包括社会概况、图书政策、图书形态或形制、编校活动、出版物、图书贸易等方面的内容(隋唐五代和两宋增加“刻书事业”),已涵盖构成出版活动的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颇符合现代比较公认的出版定义。上编还有《论毛晋》、《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和《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三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明、清出版业和古代出版技术的发展概况。读者从上编收入的七篇论文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全貌,上编也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出版史。     

西方书史理论视野下的英国出版史佳作 ——评《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

近几十年来,出版史研究逐渐走向兴盛,从不同时期的出版史到不同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人物、出版思想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一片繁荣之势.但细究起来,仍可以发现诸多的不足,其中对于外国出版史研究就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究其原因,一是语言的障碍,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二是文献的相对缺乏.尽管现在已经有了诸多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但相对而言,文献的获取还是存有难度.     

古代书坊渊源考略

一、书坊 古代社会的图书出版形式主要存在官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类.官府刻书内容是比较单一的,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著作或佛道经典.私人刻书主要是家谱、先人著作、私人著作以及私塾使用的初级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