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用士人司榷”考论

太平军兴后,为筹措军费,胡林翼百计罗掘,对湖北的盐税、厘金等财源进行整顿,其中绩效最著者当属厘金。胡林翼整顿厘金因何绩效显著?《清史稿》称时东南各省皆抽厘助饷,惟湖北多用士人司榷,核实无弊,研究者多认为由于士绅较胥吏廉洁,使贪污舞弊现象减少。地方士绅参与税赋征收并非始于胡林翼抚鄂之时,有清一代,各地均有劣绅勾结胥吏把持征榷的情况。士绅并不比胥吏更具同情心,尽管胡林翼对厘金局员多加限制,各地不法事件仍时有发生,核实无弊显系溢美之词。胡林翼去世后,湖北政治局面虽动荡不宁,厘金收入却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可见收数增减并不简单取决于局员操守清浊。用士人司榷的本质在于,对比由吏部任命的州县官员,没有实职的士绅既易驾驭,亦可随意改委,更有利于督抚向下掌控财权。胡林翼通过设局委绅,将抽厘之权由州县收归督抚,破除了官、吏、绅利益一体化,改变了过往钱粮征解过程中因层层递解而被挪用侵蚀的局面。对于湖北各地出现的绅权扩张倾向,胡林翼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厘局中士绅的权限被严加监控,不过是充当督抚属员。其后,各地督抚亦如胡林翼,向下揽权,紧握以厘金为代表的大宗财源,构成了督抚专权的财政基础,改变了清代以中央为主导的财权结构。     

陈惟彦与其《宦游偶记》

陈惟彦为安徽石台县人,历任知州、贵州厘金提调、南京厘捐局总办、湖南财政正监理等职,为人清正廉明、颇有政声。《宦游偶记》为其笔记作品,以翔实生动的笔调记载其为宦的经历,对我们研究晚清时期的官场政情、厘金、财政、盐务等方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咸丰后期郭嵩焘的厘金政策与历史背景——进步与保守之间

郭嵩焘是晚清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一生卷入很多论争,他在咸丰九年在烟台推进厘金政策时发生毁局事件,并和僧格林沁朝廷之间发生了很大争论。其中的关键点是他对乡绅萧铭卤的袒护,由此可以看出郭嵩焘推进厘金政策时更重视用自己的教化能力来劝谕乡绅。     

晚清厘金制度起源路径新论

晚清的厘金制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民办到亦官亦民再到官办的演化过程。具体而言,厘金从康熙后期的公基金性质,经过各种制度调试,最终演化为咸丰以后的新型商税。这一演化过程不仅实现了厘金属性的转变,也是清代中叶以来地方财政规模扩张的反映。     

1928-1937年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以天津商会为研究对象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开始关注经济领域,在中原大战后,国内环境暂时取得了和平,实行了税制改革,裁撤厘金,开征新的营业税、特种消费税。然而,地方政府为了一己私利而公然违背裁撤厘金的宗旨,导致商民负担大增,税制改革后纠纷不断,工商界一片抗议,加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影响,改革最终失败。     

闻观应的厘税改革主张

论述了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郑观应提出的改革厘金和关税制度的主张。分析了这两种税收制度的弊端和解决办法，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     

裁厘加税与芜湖米市的走向

芜湖米市的盛衰 ,与厘金制度的设废有着密切的关联。米市形成之初 ,米厘制度的设立客观上为其粮源的保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 0世纪 30年代米厘制度被撤废 ,米市粮源失去政府的政策性保护 ,芜湖米市由此逐渐走向衰落。由于当时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又使得米市衰落过程呈复杂化趋势。     

《厘金：解体自然经济、打开中国市场的真正黑手》一文商榷

笔者在阅读了霍建山老师的《厘金：解体自然经济、打开中国市场的真正黑手》（《历史教学》（中学版）2012年第3期）一文的第三部分后认为：此处有如下几个观点值得商榷。     

探析《采茶谣》在南方各省的流变

赣南一带的<采茶谣>可称得上是采茶母曲之一,文章主要应用"游移"结构原则来分析南方各省的采茶歌舞,从中窥探<采茶谣>在南方各省采茶歌舞中的流传与变化.     

校园侵权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及其适用

教育行政机关、学校、教师、学生或其他单位、人员等因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致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教育法>第81条、<义务教育法>第16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6条和第47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3条等规定,以及<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共同构成了校园侵权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律依据.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言志与缘情辨

在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言志”和“缘情”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主张,“诗言志”要求为政治教化服务,“诗缘情”则只求自由抒发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文章表示不同意此种观点。作者认为,“言志”和“缘情”的意思没有根本的差别,“诗言志”是说用诗来表述内心所存想,“诗缘情”是说诗依照内心所存想而作。这两种说法本身都不涉及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作者还认为,志、情两词的含义原可以兼包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因此,认为“言志”偏于理性、多指表达思想而“缘情”则偏于感性、多指抒发情感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囷""廛"辨疑

~~“囷”“廛”辨疑@杜香娟$中原油田第一中学!河南濮阳457000~~     

释"五"与"六"

通过形体比较，利用同音假借原理，历史渊源法，阐释出“六”与“庐”的关系，即“六”是“庐”的初，从字族学角度，利用形训和历史推源法，揭示了“五”族字的乳化关系，并推究出“五”的本就是“抵牾”之义。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来""去"的位移阐释与"起来""起去"的不对称

“来”具有“朝着说话人所在的地方靠近”的语义特征,“去”具有“离开说话人所在的位置或者文学作品中某一特定位置向另一地点运动”的语义特征。在“位移变化”的语义特征上,“起来”偏离了“来”,而“起去”与“去”却保持着一致。这种语义上的差异导致了“起来”起去”语法功能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v起来”和“v起去”中“v”的范围不对等。     

室内装潢设计的"简约"与"精约"

介绍了简约与精约内涵:简约就是用简单的创意设计手法表达最本质最理念的艺术效果,精约是更讲究、更直接、更彻底的"简约"设计;剖析了二者共性与特性:简约与精约都是形式的现代化和简洁化,强调功能工艺的精致和效果的完美,将空间美感与神韵真实的存在于环境的自然、人性的真实之中;探讨了二者在实际中应用:简约力求以简单的方法,精当的建筑元素来获得建筑的力量,力量所带给人的美感;精约则提倡文质并重、实用与审美并重。     

论他律与自律的道德和认识论基础及其转化过程

“自律”的实质就是充分认识到人的“自爱、自保”本性及“互助本能”的本质及规律;反之,“他律”就是没有认识或没有充分认识人的“自爱、自保”本性及“互助本能”的结果。通过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结构”理论而引申、发展出“理性的兴趣”与“认识对象”相结合的认识基本功能单位。并通过“理性的兴趣”与“认识对象”这一认识结构的构建,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从而实现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