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与近代侠风

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清末知识精英掀起一股尚侠思潮。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鼓吹侠风的同时对侠的人格进行重新阐释，努力将侠改造成为国为民的英雄，使人们相信侠能够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他们尚侠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谭嗣同主要在于对墨侠实践精神的推崇；梁启超用侠来塑造“中国魂”；章太炎高扬侠风，则将之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     

章太炎、梁启超与晚清学术界

章太炎与梁启超是晚清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章是经古文学的殿军,梁则属今文学派,并倡导学界革命,具有非凡的思想启蒙意义。章、梁间的交往分分合合,最终成为挚友。另外,二人间还有一段鲜为提及的学术合作史实,对于认识二人的学术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近代变局下的中国传统政治重估——以清末梁启超与章太炎的不同阐释路径为中心的探讨

梁启超与章太炎,在清末皆为思想界、舆论界影响极大的人物。在他们的论说中,如何分析、评判中国传统政治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绝非仅限于学术层面,更与如何理解中国面临的变局与危局,未来中国的政治建设应如何进行息息相关。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比较明显地受到经由日本学者译介的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影响,时常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为标准,来评价中国传统政治。与之不同,章太炎尝试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脉络出发来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因此,他着眼于发掘、阐释、表彰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具有价值的部分,使之既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够为人们思考未来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在今天新的中外形势下,需要反思梁启超式的阐释路径,继承和发扬章太炎式的阐释路径。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及吴皖学术的评析--纪念戴震诞辰280周年

本文介绍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考据学派的吴、皖分际，评述了他们褒皖抑吴的学术取向，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章、刘、梁褒戴抑惠的原因。提出在清代考据学中，惠、戴并立，且惠启发了戴，戴又后来居上。     

试论“五四”前后学术界对“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徴的史学思想为例

五四前后,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境遇下,分别运用:佛教、新康德主义、《易传》等理论资源,对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思想景观,在深入分析这些思想家的批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谭嗣同与近代消费伦理重构

在十九世纪末,谭嗣同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猛烈抨击传统黜奢崇俭消费伦理,否定其神圣性与权威性,痛斥它给现实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强调变更判定奢与俭的理论依据,以实际能力而非名份为具体标准,正确认识俭德,鼓励“尚奢”,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此举对传统消费伦理可谓一次深刻革命,有助于近代消费伦理形成,客观上推动了整个封建伦理道德向近代变革,对转化人们思维,促进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不乏积极意义。     

梁启超与近代报业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无论是报业实践还是报业理论,他都起到了“裂山泽以辟新局”的作用。在他传奇的报业生涯中显示的百折不挠的热情、忧国忧民的报人情怀,在他先进的报业思想中显示的敏锐和智慧以及卓尔不群的精神都展现了一代探索者的才华和风范,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应该说梁启超为繁荣近代报业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梁启超与近代思想解放

梁启超与近代思想解放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发表《新民说》,宣传启蒙思想;旅欧后,提出解放思想、建设新文明的构想。梁启超求变求新、解放思想的观念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变易”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的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谭嗣同与近代消费伦理重构

在十九世纪末，谭嗣同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猛烈抨击传统黜奢崇俭消费伦理，否定其神圣性与权威性，痛斥它给现实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强调变更判定奢与俭的理论依据，以实际能力而非名份为具体化标准，正确认识俭德，鼓励“尚奢”，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此举对传统消费伦理形成，客观上推动了整个封建伦理道德向近代变革，对转化人们思想，促进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不乏积极意义。     

梁启超与张之洞:文化和政治的选择

维新活动开始，洋务大员张之洞与维新领袖康、梁一度关系密切。张之洞结交康、梁有“为我所用”的想法，也有政治投机之意。康、梁虽然希望借助张之洞的影响设学会、办报纸，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并扩大维新派的影响，却不愿意牺牲独立的思想主张。结果，张之洞拉拢不成转而压制和破坏维新活动，并最终走向维新派的对立面，而梁启超对张之洞的克制态度也在变法失败后得以宣泄。梁启超与张之洞关系之演变，揭示了彼此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选择的内在意义。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

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批判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影响,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中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评价与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开创性的杰出贡献是极不相称的。本文从下述几个方面阐明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成功地推动废除八股;倡导成立各类学校;首先提供近代学制的蓝本;首倡教育当定宗旨;系统设计了近代学校管理制度;编译近代教材;首创近代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思想及成就,家庭教育等。     

胡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清末以来思想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胡适在年轻时就受到他的极大的影响。他们相识之后,在学术上的交流和批评就成为他们之间往来的一大亮点。最有影响的,一个是梁启超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是他们在《墨经》研究方面的相互商榷和批评,他们这种敢于直面的批评态度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为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论大学的师者与作述者--以章太炎的《程师》为中心

近代大儒章太炎力主大学教育应严格区分师者与作述者.作述者虽弥足宝贵,却只有少数人堪当此任;为师者虽难有创作之功,却是大学中的大多数.二者须分工定职,各尽其能.他还以贬官学而扬私学的方式,强调了自由对于作述者之重要性.这些发表于上个世纪之初的卓越见解,对救治当今学弊具有重要价值.     

论龚自珍梁启超对南社诗歌的影响

龚自珍和梁启超都是近代以来思想界和文学界引领潮流的人物, 南社诗歌就曾经深受龚、梁二人的熏陶。大致上说, 龚自珍对南社诗歌的内容风格影响较大, 而梁启超对南社文学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南社社友对“新民”思想以及“诗界革命”运动的继承和发扬。     

文化语境与梁启超的新文体理论

梁启超的新文体理论是近代“变亦变，不变亦变”文化语境的产物。作为报章俗语文体，新文体以觉世为己任，崇尚平易畅这。鼓励杂用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主张言文合一，其思想取向和言说方式总体上与粱启超援采西学以改造儒学、改良政治的经学——政治运作存在着异质同构、互动共生的关系。     

梁启超进化论伦理观中的自由意蕴--以《新民说》为中心

梁启超的代表作《新民说》结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梁氏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道德革命”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提出质疑;他论述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并指出“除心奴”是实现精神自由的关键所在,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但同时其伦理观又具有很大局限性。     

盟友与对手之间:梁启超与中国同盟会关系述论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严复苛锐评骘梁启超原因分析

严复在私人场合对梁启超有着十分尖锐的批评。本文分析了内中原因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严、梁个性、思想上的歧异。严复苛锐评骘梁启超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他学养不足而轻率妄发，根本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态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