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徽州宗族嬗变的考察与启示以祁门黄龙口为 例

历史上的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宗族,由于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单一的大姓宗族繁衍、完整的宗族文书、强烈的宗族自觉意识,宗族文化积淀深厚。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族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并面临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这种经历与嬗变,对研究当代宗族的演变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徽州宗族的墓祭及其经济基础--以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墓祭逐渐成为宗族制度的一部分,发挥了收族、强族的功能。历史上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异常重视保护祖墓和墓祭。祁门县黄龙口汪氏宗族肇兴于北宋初年,宗族积淀深厚,元明清民国时期,一直延续有祠祭和墓祭的传统。     

清代徽州佃仆制的变异——以新发现的佃仆文书为线索

根据最新发现的清代徽州佃仆文书,部分佃仆不再住屋佃田后,即可不再为地主服役,中止人身依附关系,取消主仆名分,表明部分清代徽州佃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仆”,而是具有自由选择权力的“佃农”,清代徽州佃仆制已经发生变异,由以严格隶属关系为主向自由租佃关系发展.     

清代徽州民间社会秩序初探——以清康熙三十二年一佃仆纠纷为例

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涉及佃仆纠纷的案件层出不穷。细致解读清康熙三十二年发生的一诉讼个案。以期加深对清代民间社会秩序的认识。     

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的经济互助--以徽州会书为中心

会书是探悉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经济互助的钥匙之一。徽州经济类型的“会”可追溯到宋代,到清朝极其普遍。它具有组织严密、操作规范、保障有力等特点,是徽州民间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经济因素。     

民国徽州的孪生土地卖契

在同一次土地买卖过程中,形成了正契与附契两份具有同一卖主、同一买主、在同一时间出卖同一块土地,有着相同中人代书人的土地卖契,正附两契的卖价之和构成该地卖价,这样的两份正附契称为孪生土地卖契。徽州的孪生土地卖契,据已发现徽州文书,起源于清代嘉庆年间,迅速发展于民国期间,具体表现形态有A、B、C、D、E五种类型。据抽样统计,民国徽州孪生双胞契中向政府呈验过的正契价与未向政府呈验的附契价比率为28.5%,呈验过的正契价与整个卖契价比率为22.2%。若用价格低的正契办理赤契,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可以少纳契税68.2%,民国期间可以少纳契税77.8%。民国徽州抽为样本的25对孪生土地卖契,皆是未缴纳契税、办过赤契的白契。这些表明,民国徽州的孪生土地卖契,主要是适应买主减少契税或者躲避契税的利益需要而产生的。     

典制的借债担保渊源——以民国时期徽州借贷契约为案例

典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田宅交易的一种特有方式,一般认为渊源于＂卖＂,被称为＂典卖＂。然而,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徽州借贷契约的内在联系和演进关系发现,＂典契＂在本质上应是一种抵押借贷契约,＂典制＂应是渊源于借债担保。     

藩篱中的自由：民国徽州宗族婚姻观的革新——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民国徽州宗族婚姻观的革新是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潮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发生"共振效应"的结果。民国徽州家谱中的族规家训集中体现了徽州宗族的婚姻观念的革新成分,且呈现出保守性和不平衡性等基本特征。由于徽州社会小农经济基础阻碍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发展,新安理学促成了徽州宗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固化,以及宗法制度残余下的守旧势力的阻挠等因素,民国徽州宗族的婚姻观的革新在整体上仍趋向保守。深入解读徽州族规家训所反映的婚姻观念及其革新,不但可以丰富徽州家谱和徽州宗族的研究,还可以弥补徽州社会文化史和生活史研究的不足。     

徽州济阳江姓的发展——以歙县江村为例

徽州济阳江姓源出于赢姓，以其居住济阳郡而得名，唐宋之际辗转流徙至徽州各地，世代繁衍，家族逐渐壮大，形成了众多分支。歙县江村是徽州济阳江姓的显赫一支，族人擅长经商，赚取财富用于农业发展、人才培养、村庄建设。     

契约习惯语与民国徽州土地白契的县名考证

未具县名的徽州土地白契的县份考证,是徽州土地文书研究的一个难点。民国徽州土地白契的所属县份考证,除了运用常规方法之外,还可以根据契文中的习惯语进行。契约中有的习惯语只为这个县所特有,不为他县所具有,这种习惯语称为特有习惯语。抓住土地白契中某县特有习惯语,就能确定该土地白契属于某县。契约中有的习惯语经常为这个县所用,但有时也为邻县相同的契约圈所用,这种习惯语对这个县而言,就是它的常用习惯语。根据常用习惯语,可以推测该白契所属县份或可能所属的县份。运用两种习惯语进行白契所属县份考证,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     

作为系统的文化保护——以徽州民居的保护为例

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能通过文化情感和社会各方面建立广泛的联系.把这些因素和文化一起纳入到同一系统中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文化保护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以明清徽州家谱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中国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更新理论与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态势,成为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时代命题。本刊有幸邀请到瞿林东、陈支平、范金民、常建华、李华瑞、徐彬六位学者就此展开笔谈。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有何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认识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歧义?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什么?怎样进行历史计量研究?宋史文献特点有哪些?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何在?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以上问题给予了思考和回答。     

战争与社会变迁——以民国初期的南北战争为例

战争对社会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国初期的南北战争初步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初步重建了国家的中央权威,刺激了新式军事教育和新型军事制度的兴起以及军事武器的更新,促进了人民民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习俗的革新,引致了国民精神的嬗变,从而全面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及社会意识的近代化变迁,也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变迁产生了二重效应,从总体上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明清以来徽州交换契略论——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买卖契约是徽州文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一种与买卖契约相似的一类文书,被称为交换契。交换契的数量远远低于徽州卖契,鲜有研究。试通过对徽州交换契的基本类型、基本内容进行研究,试图从另一个视角窥探徽州宗族社会在交换契中的具体表现。     

徽州学学科体系建构浅议--以《徽州学概论》为例

《徽州学概论》对徽州学学科体系架构有不少重要的思考.必须从徽州学、徽州文化的定义、内涵、本质特性、内在逻辑规律的进一步开掘中探寻徽州学学科体系的合理构架.“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化“、徽州特定地域的地理人文、徽州学之所以成“学“的内因是整个徽州学学科大厦的最需要关注之点.全方位做好徽州文物、文献、文书等资料工作是徽州学学科体系的基础.     

徽州文会个案研究——以民国《呈坎潈川文会簿》为中心

明清时期徽州文会组织十分发达,歙县呈坎[氵四乑]川文会即是一例。[氵四乑]川文会自明嘉靖至民国时期存续长达四百余年,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独特作用。文会条规详备,轮班管理。其不仅具有教育文化、娱乐互助功能,且兼有时本族本村重要事务的决策功能。[氵四乑]川文会一方面具有宗族化特点,另一方面又有超出宗族范围与限制之迹象。     

徽州家庭生活变迁史：新发现的祁门谢氏文书研究

新发现的徽州祁门谢氏文书记录了谢氏五代人的家庭简史,再现了一个以商业起家,并试图进军科举,却最终回归农业的家庭变迁过程,为了解传统社会中人的身份变迁与财富流动提供了考察案例。     

坚持以徽读徽——解读民国徽州土地卖契中的当、卖及典卖之典

根据以徽读徽的解读原则,民国徽州土地卖契中注明可以"取赎"的卖契皆是当契,不是活卖;未写绝卖字样的一般卖契是可以赎的卖契,是真正的活卖;当向卖转化有三种情况;民国房地契中的典卖之典,典等于卖,这种典契在内容归类上属于卖契.     

民国期刊中的白居易研究——以研究方法为中心

民国学者对白居易的研究,其方法有比较法、品评辨体法、文艺学本体方法、知人论世法、批判法等。各种方法并驾齐驱,引导读者多角度解读白居易,使得读者对白居易诗歌的渊源所自、魅力之所在、风格形成原因各方面有了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