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制举在唐代科举制中的地位探析

唐代科举制度包括常举和制举两部分。我们通常所谈论的科举仅仅指代常举,往往对制举这一科举制中的重要内容有所忽视。现世学者近些年虽然对制举已有不少的研究建树,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从唐代统治者对制举的定位和引导、制举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士人的功名意识以及制举在唐代的影响程度四个角度,对制举在唐代科举制中的地位再作一些探讨分析。     

科举制度

“科举”为分科举人(选拔人才)之意。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文帝杨坚时期,于隋炀帝杨广时继续发展,形成于唐宋时期,至明清时制度更为周密,清朝末年废除,共存在了1300多年。考试内容隋炀帝时,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学业优敏即明经科,文才秀美即进士科。唐循隋制,仍行科举取士制。于进士科外,设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常设科目以及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非常设科目,还有皇帝特别主持举行的制科。武则天在位时增设武科。     

论唐代乐安孙氏家族举业兴家的时代特征

乐安孙氏家族是唐代历史上以举业兴家的著名仕宦世家,其家族成员连续六代科第蝉联,且高科及第和词科登第者居多,乐安孙氏家族在唐代之所以被“世推显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其家族成员科举功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乐安孙氏家族世崇儒学和“代传文雅”的优良传统,与唐代崇儒尊经及科举以经学和诗赋为取士标准的时代特征相适应,这是其家族举业取得成功的主要倚仗,它不仅成就了其家族“文儒德业”和科第蝉联的科举功名,而且成就了其家族的发展和兴盛。     

进士科考试内容历史演变之原因分析

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因具有不同性质特点和功能而受到各个历史朝代不同程度的重视。唐朝重视诗赋取士,宋代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并用,元明清则采用经义取士,进士科考试内容从诗赋取士走向经义取士的过程是考试的外部功能与考试自身发展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     

论庾信和他的诗赋

唐代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一诗中有这样两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是对庾信后半生的政治遭遇和诗赋所作的概括而又正确的评价。我们知道:庾信一生分为两个时期:四十二岁以前,他是梁朝的“文学侍从之臣”,政治上是顺利的,诗赋是内容空虚形式绮艳之作。四十二岁以后,出使西魏,因梁亡被强留在长安达二十八年之久,直到病死。这一段时间对庾信来说,是重大的转折时期。由于生活、环境的剧     

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     

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     

苏子杂谈(续)

苏子《议学校贡举状》,为上神宗皇帝之奏议,据《续通鉴》该文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时王安石参知政事,欲为变法罗致人才,故请建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苏子为直史馆、判官告院,遂有是议.     

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庾信诗赋创作艺术新论

在中国古代,诗与赋是两种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诗体与赋体直相交流,互相渗透,它们不断从对方那里借鉴与吸收某些艺术长处,以改进和提高自身的艺术素质,由此产生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现象。这是诗赋二体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位重要的诗赋作家。他文才高瞻,诗赋兼工,北周宁文连说他“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创亮”（《庾信集序》）从创作艺术看,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是应信诗赋的重要特色,也是其诗赋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而这一点却长期以来为论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