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关于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关系,历来众说纷坛。本文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大部分内容是肯定和赞赏的,但对王叔文任度支盐铁副使、谋夺宦官兵权持有异议。对二王、韦执宜等人,韩愈从儒家的人格标准出发,对其激烈攻击;而对刘柳等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但这种同情是文人之间建立在理想不易实现、怀才不遇等共同经历基础上的文人式情感。     

由韩愈《师说》谈几个核心概念的异议

《师说》是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一篇著名散文,文章的核心概念如“师”、“道”、“师道”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释：广义的“道”指的是一切规律、学问、知识、特长;而狭义的“道”则专指儒家思想;“师”有“儒家之师”和“技艺之师”的含义;“师道”有“为师之道”之解。     

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

关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历来的解释框架有“不平则鸣”说远绍孔子“诗可以怨”的说法;又有“不平则鸣”说“与庄学中的‘自然’观有内在联系”的说法;而大多数的论者则认为它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其实,以上说法都尚未涉及一个重要的认知视野,即韩愈因何种因素而感到“不平”。本文在考察韩愈文本之后得出结论：韩愈“不平”之标准就是儒家之“道”,即为“道”之不行而鸣不平。这就决定了韩愈“不平则鸣”说属于文学工具论（“载道”说）的范畴,并非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     

韩愈“不平则鸣”说新探

本文认为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并非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缘情）的延续,而是一个工具主义文学理论（载道）的口号。其“不平”的标准是“道”之不行。不同的社会角色,其“鸣”的内涵不同。韩愈的“不平”之鸣,是由其“臣”的地位决定的,既不背于儒家教化,又时有感激、怨怼之辞。     

儒家和谐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一、儒家和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1.儒家和谐教育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儒家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认为只有人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才会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在儒家和谐教育思想中体现为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即使人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孟子认为,圣人具有“浩然之气”,那么浩然之气究竟是什么呢?“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王阳明的《〈大学〉…     

《文心雕龙》“道”之探微

刘勰对“道”的阐释 ,贯穿了他的儒家经学思想 ,把玄学的援道入儒、以道为体、以儒为用的儒道合一思想 ,表现在了他的文艺本质观中。哲理性的自然之道具体化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 ,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成为普遍规律的道的体现 ,这样既昭示了刘勰注重圣人教化的“明道”文艺思想 ,同时也自然地把老庄之道与儒家之道合二为一。     

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兼论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问题

清华简《保训》的“中”是指中道。其中舜的故事是从正面讲积极的中,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确立恰当的准则、原则,以避免彼此的矛盾、冲突,达到和睦相处。上甲微的故事则是从反面讲消极的中,主张应秉持中道,以直报怨,避免冤冤相报、血亲仇杀对部落共同体的伤害。通过舜与上甲微的故事,《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但对于道的认识是开放的,或以仁、礼为道之核心（孔子）,或推崇唐虞之道“禅而不专,利天下而弗利”（《唐虞之道》）,或重视仁心、仁政（孟子）,或推崇礼义之统（苟子）,与后世的道统说有明显的不同。由韩愈首倡、朱熹集大成的道统说则是以“仁义——中”为内容的,其中“仁义”是核心,“中”是针对仁义或心之体而言,其文献依据则是所谓的虞廷十六字心传。孔子之后,主要继承、光大“仁义——中”的是曾子、子思、孟子,故得列于道统之中,而苟子、汉儒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根据《保训》及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个源远流长“中”的思想传统,并形成中正、中庸、中和等一系列概念,但古代的“中”源于宗教性的礼仪活动,是古代礼学的重要范畴。孔子之后,真正全面继承“中”的传统的是主要是苟子,而非孟子。儒家道统既非朱熹等宋儒构造的“仁义——中”,也非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礼义——中”,而是二者的结合,是仁学与礼学的结合,儒家之道乃内圣外王之道。因此,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发展出儒家的新道统。     

儒家的理想人格与现代新人的培养——兼谈冯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这里讲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先秦诸子在“以其道易天下”的同时,差不多都有一套改造人、培养人的理论。孔子也不例外。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人生理想(理想人格)就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圣人成为统治者,就能施行王道,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内圣之学(也可称之为“成人”之学,或关于理想人格的学     

刘禹锡与韩、柳文学思想的差异

刘禹锡的文学思想与韩愈、柳宗元有着明显不同 ,他认为 ,优秀的文学作品为是作者居高位时所就 ,反对韩愈等人的“明道”思想 ,并出于实用性的考虑 ,对骈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因此而引来韩愈等人的不理解。除此之外 ,刘禹锡与韩、柳等人思想信仰亦不同 ,韩、柳重视孔、孟“仁政”的社会理想 ,并受孔、孟思想及人格的影响 ,而刘禹锡则对儒学真谛缺乏应有的认识 ,因此缺乏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孔子仁学思想发微——孔子对儒家人格理想的奠定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通过对人的生存、人的早期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人的群体的思考,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仁学。仁学为人们设计了一条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为仁”之道,而理想的人格就是实践“仁”的君子。同时,孔子也设计了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那就是忠恕之道和克己复礼。这些思想奠定了儒家人格理想的理论基础。     

从《原道》到《辨道》：－韩愈和荻生徂徕关于道的学说的比较

道,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概念,历史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儒家各派对道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界说,在中国唐朝,韩愈为辨别儒家之道和释老之道的区别而作《原道》,提出以仁义为道。日本江户时代的荻生徂徕为辨别先王之道和儒家之道的区别而作《辨道》,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原道》和《辨道》以于道的解说虽然明显不同,但是两之间却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通过分析、比较韩愈、荻生徂徕关于道的学说,可以进一步揭示韩愈和荻生徂徕的思想特征,以及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流传发展。     

导致中美"言""辩"观之差异的古代哲学因素

中国人和美国人对“言语”与“辩论”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对巧言善辩一向持反感态度,认为它是产生不和谐的祸道之一;而美国人则认为言语是表达思想的最有效途径,有利于解决分歧。不同的古代哲学是导致中美“言”“辩”观之差异的原因。中国古代儒家对“仁”、“礼”、“和”的追求以及道家对“无为”的追求是其“言”“辩”观的哲学基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学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言”、“辩”观。     

扬雄与韩愈

扬雄与韩愈在继承儒道和文学创作上都声名卓著,二人所求古道相同,但求道的途径和目的却不同。由于对为文的目的理解不同,扬雄以文表达自己的人格政治,主张弃文抑情;韩愈则强调不平则鸣。     

由《大学》看儒家的理想人格追求

儒家始祖孔子提出“修己安人”的理想追求,先秦典籍《大学》重申此理想,概括出一套自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己治人之道,明确儒家内圣外治的理想人格追求。宋明学者在诠释（《大学》时,对儒家内贤外治的取舍呈现出内圣化。但儒者的理想人格追求在清初对原典的回归中得到了实现。     

何以处困 唯有忠信——王阳明《龙场生问答》与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比较

同是因为进谏被贬,同是希望离开贬谪之地,王阳明《龙场生问答》与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有着很多的不同。一是想离开的原因不同,韩愈是因为贬谪之地条件艰苦,王阳明是因为自己不能尽职;二是想离开的方法不同,韩愈是向皇帝陈情,王阳明是考问自己的内心;三是对忠的认识不同,王阳明认为对待皇帝应该以道相从,韩愈则不问是非。这三个不同背后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即处困的态度不同,王阳明坚持以礼义忠信为处困之道,韩愈则不能做到这一点。     

“和而不同”：古代和谐社会的深层理念

文章以阐释孔子“和而不同”思想之渊源为切入,剖析了儒家学说在促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共识与多元文化建构方面的人文理想,而古代社会系统对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也正是建构相互宽容、相互依存、安定有序、共同发展的当代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道统学说的创建和重建--韩愈和荻生徂徕比较之三

道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概念。在历史上,中国唐代的韩愈率先明确提出了从尧传之孟子的传承谱系,承认道统由帝王向师儒的转移,以之抵抗老之家。时隔一千年,日本江户时代的荻生租徕在承认道统从尧至孔子一脉相承的同时,却对先王之道和儒家之道严加区分,否认孟子是先王学说的继承人,批判宋儒的学说观点,力图对传统的道统学说进行重建,恢复先王之道的治国天平下的政治性。通过韩愈和徂徕关于道统学说的比较研究,可以明白中国儒家学说在日本的流转、影响和日本儒学在批判、继承中国儒学基础上的独特发展。     

天人合道：老子对天人合一的改造及其政治逻辑

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现实,当时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反思“天人合一”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老子在反思的基础上,以自然之“道”取代传统之“天”,提出了“天人合道”的政治思维方式,并由此推出“道法自然”的政治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以及无为而治的人类社会的政治模式。老子由此开创了以“道”论治的先河。相对于儒家的以“仁”论治,法家的以“法”论治,老子的以“道”论治具有更大的原创性、批判性、包容性、适应性和智慧性,对中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