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追求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格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观

先秦两汉所建立和崇尚的一种群体人格观,而魏晋士人在生命意识的推涌下追求和建立理想人格———“自然”人格,这是魏晋人以“自然”为哲学底蕴的生命意识所决定的,将“自然”之道在人格生命深处内化为“真”。“自然”人格观的表现为率性而为的真情、深情乃至殉情。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演变

人格的演变是一个分裂到合一的过程,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对释、儒、道观念的接受过程中,他们的人格演变从思想、行为、情绪上也体现出由裂变走向合一的趋势。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中的自然人格美

作为自然的两个义项,自然山水和自然人格在《世说新语》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本文从魏晋世人眼中的自然人格美切入,论述自然美在魏晋时代的具体内涵。在《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展示出任性不羁、洒脱放达、一往情深的自然人格,他们求真、尚情,冲破世俗纲常的藩篱,以顺其自然的态度为人处世,体现了魏晋士人对自然人格美的崇尚,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家园和人格范式。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与理想差异

魏晋士人既标榜个性独立又身兼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重任，然而乱世之下想要两全其美何其难矣？本文从中选取一些典型代表，通过比较他们的个性特点与理想追求，将他们粗略分为以曹植为代表的重理想型，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重个性轻理想型，以左思为代表的个性理想并重型，以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重个性舍理想型四类。     

鲁迅对传统士人理想人格的超越

鲁迅在中国仍具有巨大价值,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理想人格思想超越传统,成为国人反思自我的"镜子".本文结合鲁迅的个体人格,论述鲁迅心中的理想人格特质,表明鲁迅个体人格思想的现代性.     

试论魏晋风度──名士理想人格的美学透析

魏晋名士崇尚超尘绝俗,注重人格生命。魏晋风度的产生和形成,标志着名士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本文论列了魏晋风度的主要表现形态,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及历史意义作了多角度的分析。     

从《世说新语·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德行》篇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文章以此为基础抓住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及理想人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一时期士人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格特征——真情孝悌、逍遥放达、智慧机敏,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光辉人格砥砺后世的巨大意义。     

《庄子》人格理想与魏晋文学的人格起点

乱世魏晋人企盼着从社会与心灵的双重苦难中解脱出来,于玄学空间重建逍遥之游。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庄子》人格理想因能满足魏晋人格重铸的理论需求而成为魏晋人格的不祧之宗。魏晋文学家将《庄子》人格理想融入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并在生死、出处、狂慎、静躁等不同层面,以《庄子》人格精神化解心理焦虑,塑造出既有悲剧意识又有超脱精神、既一往情深又恬淡虚静的诗性人格。作为魏晋文学之人格魅力的精神之源,《庄子》人格理想在两个方面对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庄子》人格精神成为魏晋文学之人格流变过程中的一条一脉相承的主线;二是《庄子》人格理想的主要特征构成魏晋人格诗性建构的主要层面     

试论魏晋士人的人格冲突

在历代人中，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是最微弱、最残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选择“归隐”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纵其一生，魏晋士人始终都在“山林”与“魏阙”之间徘徊去就，忍受着与日俱增的心理焦虑与人格冲突。     

魏晋时期儒家人格的玄学化历程

本文从人格理论及实践的角度研究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 ,认为儒学背景下的玄学发生及演进实质上是儒家人格的玄学化。《论语》中隐者对孔子的批评以及《庄子》对儒学的批判是玄学化之遥远的起点 ,东汉党人的“人格玉碎”是玄学化之文化心理前提 ,以儒道关系为轴心的三次磨合 (正始玄学的道本儒末儒道兼综、竹林玄学的越儒任道、元康玄学的内道外儒 )是玄学化之基本过程 ,圣人、才性、有无、自然名教是玄学化面临之基本课题 ,东晋士人儒玄双修、释道合一的人格实践则为玄学化完成之标志     

魏晋风度与士人服饰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士人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子群体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叛逆。其行为的放荡、个性的张扬充分表现在士人们的言谈、举止、服饰、饮食、玩乐等方面。魏晋时期的服饰文化，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     

游,魏晋士人寻归之路

走出两汉经学牢笼的魏晋士人,一时间失去了人生追求的目标,游观中日趋强烈的失落感,激发出深情的回归歌咏。他们首先在哲学的层面上,通过玄学论辩,设计构建新的人生归宿,同时又在各种“游”的活动中,寻归全新而又陌生的家园。因此,“游”的自由与洒脱、风度与风流的另一面,是失落家园的凄怆与感伤。     

魏晋士人的生命空间

空间，是标志人之生存的维度。魏晋士人生缝乱世，一次次的迁徒流变中，其地理空间的频频变换、生存空间的步步后退，在他们心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其心理空间之纷繁复杂、性质迥异的现象。     

“啸”不尽的魏晋士人风情——魏晋士人“啸”之管窥

魏晋士人之"啸",是魏晋风流的一种行为符号,也是一段难以逾越的生命高度。试图从魏晋士人习尚的文化角度、魏晋士人特有的对自然的热烈追求与向往及其"啸"对后人的影响方面来探究之,以窥视魏晋士人风情。     

“啸”不尽的魏晋士人风情——魏晋士人“啸”之管窥

魏晋士人之"啸",是魏晋风流的一种行为符号,也是一段难以逾越的生命高度。试图从魏晋士人习尚的文化角度、魏晋士人特有的对自然的热烈追求与向往及其"啸"对后人的影响方面来探究之,以窥视魏晋士人风情。     

自然山水与魏晋士人的飘逸美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与自然山水之美相得益彰。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无以寄托自己的深情，遂将之转化为“物情”，“通物情”为他们的深情找到了一个寄托园地——自然山水。士人们畅游自然山水，就有精神回乡的感觉，也使他们展示出飘逸的人格美。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美

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新变的一个例子。此时的文学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体现个性化。魏晋名士对个性的解放,对婚姻爱情的大胆追求,强烈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对汉儒及其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抗争,同时给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魏晋六朝士人的山水情结

本认为造成魏晋六朝士人的山水情结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时代动荡，政治险恶，人命危浅，山水成了“向死而生”的最佳托身之所；回归自然，拒绝异化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山水成为士人重要的思辩资源，游赏栖居山水成为品评士人风雅的尺度，魏晋六朝士人认为美的人有从外形到内质的相似性。     

魏晋士人心态剖析

魏晋士人的心态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可以说是常谈而常新。对于这一问题,普遍认为,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期,魏晋名士素来也以颠覆传统而著称于世。诚然,相较于前代士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而言,我们很难说魏晋士人是完全承袭了前人的生命意识和哲学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此种心态的形成并不是朝夕所致,亦非一两位士人所鲜有,它体现地是一个时代在社会心理层面的群体性和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