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诗经》学史意义

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集解体《诗经》注疏的代表性著作。《读诗记》对北宋以来学者的训释成果兼收并蓄,形成兼重义理与训诂的《诗经》训释之学,并以其谨严而创新的体例影响及南宋《诗经》集解体注疏的发展,同时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诗经》学散佚文献,体现着宋代《诗经》学的突出成就,在《诗经》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求实与尊古--晁说之学术思想及其意义

晁说之在宋代学术史上地位较为重要 ,他是宋代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怀疑《诗》与《诗序》作者不同 ,并以求实的态度恢复《古周易》 ,又以尊古的态度崇孔非孟 ,其学术试图超越汉学、宋学 ,直面儒家经典。     

宋代说唱艺术观念论略

宋代说唱艺术观念尚处在中国古代说唱批评史的早期阶段,多见于宋人的笔记文集,是纪事的附属物.应该说,宋代的说唱艺术观念多属于记述中的即兴批评,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也还缺乏明确、理性的认识.尽管如此,说唱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演艺术形式,毕竟在宋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关于说唱的本体观念、创作观念和表演观念.这些观念不仅构成了宋代说唱批评的主体,而且代表了宋代平民艺术的审美观,对宋以后说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斟酌于辨异细化与宏观综括之间——宋代文体分类论略

论文研究宋代的文体分类,从几种不同的分类路径到分类标准,再到宋人的文体分类观念,都有所论列。一方面希望开拓断代文体分类研究的新路径,另一方面抉出宋代在整个古代文体分类史上的地位、价值和意义。宋代形成了以辨异细化为主、宏观综括为辅的文体分类格局,分类的背后反映出骈文派和散文派分体观的错综纠合。宏观综括式分类虽不占优势地位,却是宋人在文体分类上的突破性贡献。宋代实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转关时期,是繁、简之间的一个关节点。     

关于宋学研究

关于宋学研究朱伯宋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影响到日本、韩国以及欧洲，成为东方文明的一面旗帜。宋学兴起于宋代，但它作为一大学术思潮或学术形态，不限于宋代，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如何深入开展宋学研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宋学作为一种学术...     

宋代“御戎论”的传播与意义——从科举用书谈起

宋代中国是古代中国重塑对外秩序的重要时期,政治格局的改变无疑影响了宋代精英士人的对外思想与理念。本文将讨论的是,上层精英对政治局势的直接讨论,如何经由科举制度及其衍生品科举用书,使得在政治新形势下产生的现实主义对外观念与传统世界秩序理念一同成为一般知识阶层的知识与观念,并且如何参与重塑宋代中国人知识与思想中的世界秩序。     

宋代的汉藏艺术交流

宋代汉地与西藏之间的交流形式多样。本文以艺术为切入点,对中国宋代汉藏民族交流进行研究。通过对绘画、建筑、雕塑、宗教艺术的研究,总结了宋代汉地与西藏的审美风尚与文化特征。作者认为,研究汉藏民族艺术中的纹样等艺术形式,可以深化汉藏民族艺术交流,为传统藏学研究中的绘画、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等提供借鉴,并且使汉藏艺术交流研究上升到社会学、文化学的层面。     

论宋词中的无名氏现象

宋词中的无名氏是一种值得从整体上加以研讨的现象。在宋代无名氏词中,有多达200余首与通代尤其是宋代有名氏词互见,说明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不少人认为这些词的作者并非无名氏;它们自宋代以来的传播与接受,总体而言,并未因其作者身份佚失而如同想象中的那般寂寞。互见对象中频繁出现两宋名家词人,又间接表明,宋代无名氏词的整体水准同样不似传说中的那样不堪。当传名意识久已深入人心,无名氏作品自然也会因为由此激发出的创作上的个性追求,从而留下一些优秀的篇章。同时,数量居于整个中国古代词史首位的宋代无名氏词,还可以成为考量宋词之所以成其为"一代之文学"的一个要素。而充分体认词的音乐文学特性,应该更为有助于理解,在深入骨髓的传名意识笼罩下,宋词何以仍然大量出现佚名的情况。     

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

“婺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虽然有着某种地域性的性质 ,但却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婺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而是有着很强的复合性内涵。婺学由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开其端绪 ,而由陈亮、金履祥、许谦、吴师道、宋濂等著名学者 ,构成了婺学的学统。“北山四先生”作为婺学的重要的重要人物 ,是婺学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婺学在理学的流变中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支脉。由朱熹支黄干再到许谦、金履祥 ,以至于后面的柳贯、吴师道、黄、宋濂等 ,开启了理学的新生面。由宋代理学的重道而轻文 ,到元代的文道并重 ,婺学承载了其间的转化之机。而由朱熹光大的“理一分殊” ,则是这种变化的理论支点     

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中的文学活动考察——以校园期刊中的文学研究为例

教会大学作为独特的历史存在,在中国的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与影响力。其中,教会大学出版的校园刊物,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内容,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为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提供独特的视角。     

民间舞蹈商业化"剧场"雏形——宋代"勾栏"探析

两宋时期,由于城镇数量的增加和扩大,人口大批流向城市.不再由宫廷奉养的专业歌舞艺人与农村优秀艺人开辟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勾栏.民间舞蹈作为"京瓦伎艺"进入城市勾栏演出,深受市民欢迎.文章依据文献资料对勾栏记载,分析、探讨、推测宋代勾栏的形态和特性.初步认为民间舞蹈第一次走入剧场应该从宋代的勾栏演出开始,勾栏是中国民间舞蹈商业化运作的剧场雏形.目前舞蹈理论界对舞蹈剧场的研究较少,因此对两宋时期勾栏进行探讨,有助于了解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舞蹈演出的声学效果,从而确立勾栏演出在民间舞蹈市场化演出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     

宋代题"访戴图"诗说

"子猷访戴"是宋代诗画中的热门题材.在宋人题"访戴图"诗中,诗人们或触画生羡向往画境,或咏叹故实发表议论,或借题发挥感慨人事,或评议画家称美画作,既注情于画内,亦寄怀于画外,不拘一格,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极大地延展了画作的意蕴,同时也丰富了子猷访戴故事的内涵.宋代诗画艺术中的"子猷访戴"热,是特定的时代风气和士人风气所致,亦与宋代文艺风尚及山水画艺术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治乱兴衰的“千年忧思”

引言一部中国古近代社会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动乱衰亡"的历史。在当代中国史上,实际上革了"文化"的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肆意践踏民主和法制,致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失范和无序状态,使国家陷入政治和社会危机。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     

试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法制文明,中华法系在历史上独树一帜,曾经对东亚各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法系的概念,中华法系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讨论,继而对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中华法系的影响和中国法制现代化提出了一些思考。     

壮锦植物纹样研究

广西壮锦起源于宋代,至今有上千年的历史,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锦的图案纹样种类丰富,每一种纹样都有自己的含义。其中的植物纹样,在色彩运用、图形构造形成了独特的含义。研究壮锦植物纹样的内在含义与意义,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壮族文化,并且更好地传承发展壮锦文化。     

民间舞蹈商业化“剧场”雏形——宋代“勾栏”探析

两宋时期，由于城镇数量的增加和扩大，人口大批流向城市。不再由宫延奉养的专业歌舞艺人与农村优秀艺人开辟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勾栏。民间舞蹈作为“京瓦伎艺”进入城市勾栏演出，深受市民欢迎。文章依据文献资料对勾栏记载，分析、探讨、推测宋代勾栏的形态和特性。初步认为民间舞蹈第一次走入剧场应该从宋代的勾栏演出开始．勾栏是中国民间舞蹈商业化运作的剧场雏形。目前舞蹈理论界对舞蹈剧场的研究较少，因此对两宋时期勾栏进行探讨，有助于了解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舞蹈演出的声学效果，从而确立勾栏演出在民间舞蹈市场化演出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     

宋韵:登峰造极的两宋文明(一)

最近,浙江省提出"守根铸魂、筑牢新高地,交出文化高分报表""让南宋文化这张浙江文化金名片更加深入人心,走向世界"的新要求. 那么,宋韵是什么呢?宋韵就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简单地说,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宋代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共存世三百余年.在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     

新时代能动司法语境下跨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性化发展

面对环境风险跨域扩散和多重叠加的挑战,跨域环境司法协作已经成为我国法院系统立足新时代能动司法主动出击的首要选择。实践中,跨域环境司法协作的逻辑错位和发展异变问题凸显,有限的协作主体、同构的制度文本、僵化的协作规则、封闭的协作视角与司法协作活动的内在需求不相适配。要在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中国语境下,从法治性、人民性、大局性三个维度对跨域环境司法协作进行重塑,恪守司法主体在协作中的法律边界,深化人民群众对协作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提升司法机关通过协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最终实现跨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性化发展。     

明教大师法贤其人——兼与廖大珂先生商榷

明教大师法贤是宋初来华译经的著名印度僧人,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对于其人其事,却有不同讲法,更有学者认为是宋代华化摩尼教民间教派明教的僧侣。本文主要依据《中华大藏经》等典籍相关内容,分析法贤其人的身份、籍贯、原名、译经等情况。     

电视法制节目制作中如何体现人性化与受众性

随着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理念的提出,民主法制建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方面。中国法治化进程正在加速前进,大众对法制信息的需求日益旺盛,从本世纪初起,电视法制节目的崛起和迅速火爆成为中国电视荧屏上的新亮点。然而,随着法制节目的深入发展,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只一味追求案件的离奇、曲折而忽视根在“法”,贵在“引”这一电视法制节目的根本,从而出现记者角色错位、舆论误导、缺乏人文关怀等的倾向,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法制节目制作中的人性化与受众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