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引《诗》杜《注》辨正一则

杜《注》于《左传》多有所阐，然亦有所失。今拟对其关于《左传》引《诗》一则的曲解之处加以辨正，并还以《左传》赋诗言志的本来面目。     

春秋时期的赋诗和引诗

赋诗和引诗,是春秋时期对于诗三百社会应用的两种方式。春秋末年吴楚柏举之战,申包胥哭于秦庭,乞兵救楚,秦哀公赋《无衣》,这叫赋诗;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士季进谏,称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又称诗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大雅·丞民》),这些叫做引诗。赋诗要合乐歌唱,或由赋诗人自唱,或点请乐工代唱。而引诗不唱,夹杂在语言中称述,有如我们今天谈话中的引经据典。     

春秋《诗》学研究的新突破——《〈左传〉赋诗研究》评介

《〈左传〉赋诗研究》一书是近年来春秋《诗》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把握了学术发展趋势,对《左传》赋诗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各国的赋诗活动、《诗》学风尚、文化意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宏通的文化史观。     

论《左传》委婉语的构成方式

《左传》中保留着极为丰富的委婉语,这些委婉语的大量使用反映出春秋时期的修辞艺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左传》委婉语的构成方式有三种:一是替换语词,包括替换为表谦敬类语词以及替换为语义相关类语词;二是转化语句,包括转化为请求性、假设性以及询问性语句;三是赋诗引用,包括赋诗引诗以及引用熟语(谚语)。     

《左传》引《诗》考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诗经》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二者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密切关联。先秦文献有关引《诗》的文献中,《左传》最具有代表性。已有众多学者对《左传》引《诗》的原由和引《诗》方法做了大量研究。试就其引用《诗经》的篇目、次数和引用的特点而言,对引《诗》情况作全面的考证和分析,为研究《左传》和《诗经》提供一些参考。     

《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论《诗》在春秋时期一种独特的社会功能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公、卿、大夫会、盟、享、燕或其它一些场合,每赋诗以见意——或昵燕好,或颂功德,或陈忧患,或告企求,或以讽喻,或以应对……。所见之意不同,所赋之诗亦异。要在依见意所需选诗以赋。所选赋之诗,除个别篇章外,俱载今传《诗经》之中。这种赋诗事例,于古籍中,以《左传》所记载者为最多。 《左传》所记赋诗例,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列二十八     

“赋诗断章”辨——《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之二

《左传》所记赋诗三十二例中,或云某某赋某诗,或云某某赋某诗之某章。前者即赋全诗。后者则仅赋某诗中之某一章或某几章,此即春秋时期所称的“赋诗断章”。《左传》于此,记载十分清楚,本不存什么问题。晋杜预注《左传》,倡“断章取义”之说,硬把左氏所记的赋全诗与“赋诗断章”二者混淆起来,并强调“其全称诗篇者,多取前章之义”。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杜氏之说多般回护。谬误流传于今,不可不辨。     

《左传》的《诗》审美观

《左传》大量引《诗》,自有其原始的实用审美观。《左传》崇儒擅兵兼法,但由引《诗》用《诗》决定的《诗》审美观遵循的则主要是崇儒的原则。《左传》不是以自觉的文学欣赏来确立引《诗》的取舍标准,而主要通过阐释《诗》的功用性即政治教化、伦理性即秩序道德、仪式性即形式意味表现其审美情趣。     

试论《左传》引《诗》

在《左传》描述的庞杂的社会政治生活场景中,由于人们的言语行为被根植于意识中的崇礼观念所约束,《诗》成为与人往来时委婉曲辞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诗》现象成为研究的《左传》一个关注点。宏观来看,从场合、目的以及形式三个方面可以对《左传》引《诗》的特点进行概括。《左传》引《诗》也经历了一个流变的过程。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用诗时代的形成及其意义探讨

闻一多说:“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从建安至盛唐,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光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两个时期各各拖着一个姿态稍异但同样灿烂的尾巴。前者是楚辞汉赋,后者是五代宋词。”在第一个诗的时期里,闻一多以《诗经》为肇始,而以楚辞汉赋为其余脉。但事实上,在春秋中叶—楚辞兴起的这一段时间里,还有个用诗时代作衔接。《诗》在结集之后,伴随着《诗》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思辩领域里的普遍应用就形成了一个《诗》的垄断时期。《诗》的垄断是指《诗》的应用代替诗的创作,垄断的结果是《诗》的畸形繁荣。造成了春秋中叶—战国末期诗歌创作的沉默与萧条。春秋中叶后诗的创作已不多见,随之而来的《诗》三百广泛应用。此时盛行赋诗与引诗,引诗是引用已有之诗,自不待言,赋诗依郑玄解或“述古”或“造篇”,但《左传》那么多赋诗赠答之中,属于造篇的赋诗仅有四例,诗歌创作的振兴是以楚辞的兴起为标     

《战国策》引诗论

《战国策》引诗较少,反映了《诗》在战国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并不受重视。和《左传》相比,《战国策》所引之《诗》皆为断章,引诗者自我明确引诗之义,而且常辅之以史实论证。《战国策》的引诗从一个侧面表明,战国时期《诗》、《书》的界限并非判若鸿沟,《诗》尚未形成一个完全确定的文本。     

《三国志》引诗探析

陈寿深受经学的影响,其《三国志》继承了先秦两汉史书以教化、讽谏为目的的引诗传统。由于受"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的影响,《三国志》取材精审,行文简净,较之前的史传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研究《三国志》引诗的特点及其成因,是研究古代史书引诗传统、引诗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     

也说孔子删《诗》

孔子是否删《诗》？这是中国学术界争讼千年的论题。隋朝以前无人否认孔子删《诗》,唐朝孔颖达则疑孔子删《诗》;至当代则有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等论著亦持否定孔子删《诗》说。本文依据《论语》、《左传》、《国语》、《墨子》、《庄子》、《尚书孔序》、《史记》、《汉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中舒《左传注》等丰富而有说服力的古今论据,特别是《论语》、《左传》引《诗》、论《诗》的可靠证据,充分论证孔子删《诗》。     

俯仰揖让与刀光剑影——《左传》赋诗行为的显隐意义

《左传》中记载了丰富的用诗行为,其中赋诗行为最具有独特性。赋诗作为一种公共交往的话语系统,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渊源,其强烈的对话性期待着赋诗者与听诗者双方严肃的投入,以共同完成对话预期目标。赋诗行为既展现了一种俯仰揖让的悠然风度,同时也包藏着刀光剑影的危险,具有显性和隐性的双重意义。赋诗行为还暗含着某种神秘的意味,这使其成为时人预测未来的一种媒介。     

从《左传》与《史记》称《诗》引《诗》 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

考察《左传》和《史记》的称《诗》、引《诗》资料,并与《毛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毛序》所论《诗》义相同者。仅见于《左传》而不见于《史记》。又发现,《毛序》说《诗》所用史实,一部分仅见于《左传》,而不见于《史记》;一部分虽既见于《左传》也见于（史记》,但《左传》所述史实,远比《史记》翔实,甚至《毛序》说《诗》所用史实的一些关键情节,于《史记》中无见。由此认为,《毛序》不可能依据《史记》而写成,《毛序》的基本完成,不会晚至西汉偏晚和东汉时期。     

“诗无达诂”溯源

“诗无达诂”是一个古老而新颖的诗学命题。但关于这一理论形成的具体时间,目前学术界尚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记载即“诗无达诂”理论;另一种意见认为,“诗无达诂”理论产生于西汉,作为一种理论总结,最早见于董仲舒的记载。其实,如果要追寻“诗无达诂”的理论源头,完全可以把这两种意见结合起来进行梳理。春秋时期,特别是鲁定公以前,群臣外交谈判,燕享酬酢,常常赋诗言志。这类记载《左传》中颇多,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等,都是为了适应政治和社交的需要,“以己意说诗”,甚至断章取义。     

《左传》诗谶考

诗谶者,关乎诗之神秘预验之事也。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其中,又以《左传》所记尤为典型和特别。《左传》中的诗谶,大致可分为三类：繇辞之谶、歌谣之谶、赋诗之谶。诗谶与原始巫术、宗教思维有关,这三类谶的演化,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诗谶由宗教世界向人文时代嬗变的痕迹。《左传》中的诗谶,本质上当被看作一种文化叙述策略,其所依据和反映的,正是彼时业已强盛的人文精神。故其诸多之诗谶现象,实为基于礼义德信、民本等思想所作的预验,亦即社会历史经验之显现。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