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歌诗"传统之于新诗发展的启示

歌诗,新诗史上一个渐被淡忘的语词, 但在中国诗歌史上,歌诗却是我们民族诗歌的显著特色, 是中国历代诗歌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诗危机重提歌诗传统,其予以我们的启示集中于一点: 诗待乐而传播, 诗因乐而升华, 􀀂 有意识的传唱 可能成为新诗发展的新的契机。     

诗与歌--试论诗歌的音乐性与传播媒介问题

新诗的处境由来尴尬 ,但与之对照的歌曲却如火如荼地传唱。“诗”与“歌”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在中国古诗中 ,诗就和歌一样 ,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诗与歌在“音乐性”这一点上是可以相通的。借歌以传播诗 ,可以说是新诗拥有读者群的一个借鉴。     

"诗"的回归与重塑——简论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匡正

白话新诗诞生时即有先天不足,“非诗化”倾向严重。一些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起而行之,站在“诗”的角度,从表现手法、外在形式等方面,不断矫正新诗的发展方向,使白话新诗从“白话”走向“诗”,力图找到一条既能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又富有鲜明现代气息的诗歌道路。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系统揭示近代诗歌自身发展中冲破格律和白话化的趋势,试图探寻中国诗歌由古典格律诗到现代自由体的嬗变过程,进而描述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这种诗体嬗变的内在联系和总体特征着眼,不沿袭新诗尝试始于胡适的传统观点,认为新诗的发生当从上世纪末的“新学诗”起始,其后经过“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共四个发展阶段,终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过程,使新诗的探索与尝试由量变走向质变,从而迎来了现代诗歌的新时期。     

20世纪40年代与"纯诗"的综合化

“纯诗”的综合发展是中国新诗发展吏的一条主线。这种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纯诗”首倡之时即已建立,到40年代表现得更加自觉和明显。以袁可嘉、唐湜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明确强调建立平衡的诗歌美学特征,在诗歌主题内容方面采取宽容综合的态度,试图建立纯诗的“高度综合的性质”和“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走出了一条更具民族性和现实性的“纯诗化”道路。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下)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上)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地下诗歌写作"的一脉——"白洋淀诗群"研究

“白洋淀诗群”的文学史现象是独特的,一般研究者把它当作“朦胧诗”的“附属”和背景来关照,视之为“前崛起”、“前朦胧”。“白洋淀诗群”的诗歌写作更接近“原生态”,它疏离和叛逆了政治和商业媒介的束缚,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异质性”构成特殊背詈下新诗不间断发展的重要环节。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诗人向缪斯女神祈祷——关于诗歌的写作

处在激情澎湃、意气风发的“诗一般的年华”，最需要的是富于时代气息和青春活力的现当代诗歌的滋养。可喜可贺的是，随着“新课标”的颁布和实施，我们的新教材有意识地选编了一些优秀的现当代新诗，为同学们学习阅读和欣赏现当代诗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编者按]     

论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及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和百年间新诗的体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影响到新诗的职能，也影响了新诗的形态，特别是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俄语诗歌使新诗更重视诗的济世功能，使新诗与古诗相比更具有现实性、严肃性，更政治化。俄语诗歌对诗的音乐性和排列美的重视，也使新诗将诗的音乐美与排列美作为诗体建设的主要内容。前苏联的诗歌观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助长了新格律诗的流行。中国新诗人对俄语诗歌的形态有些“误读”，加剧了新诗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     

刘半农《游香山纪事诗》散评

刘半农不仅是中国新诗理论的构建者，而且是把旧体诗改造成新诗的成功的实践者，《游香山纪事诗》就是他最早的代表作。这首诗不仅体现了刘半农新诗理论上的“写真说”，并在形式上不拘平仄，不叶旧韵，有重大的突破。另外，诗歌写的香山应是江阴的香山，不是北京的香山，只有了解了诗歌描写的对象，才能正确理解诗的内涵。因此，《游香山纪事诗》应作为新格律诗的开篇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论自律诗

该文是诗体研究。作者把新诗划分为自由诗、新体格律诗和自律诗。文章论述自律诗是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对自律诗的由来和规律进行了重点探讨，认为自律诗是新诗的主流，是中国特色的新诗，它成为中国诗歌读者的最爱并不是偶然的。     

貌离神合--赏李金发的《弃妇》诗

李金发(1900.11.21—1976.12.25)原名李权兴,笔名有淑良、金发等,广东梅县人。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多数研究者对其在传播与实践象征主义诗艺的贡献上是首肯的,其人被称为“第一个有意识地把西方象征派引进中国新诗国土的诗人”,其诗则是“中国新诗中最典型的象征派作品”。研究新诗,要从李金发开始;研究李金发,则不得忽视其第一本诗集…     

报刊在"五四"新诗传播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

“五四”新诗发生期,报刊曾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参与了新诗的诞生与发展,为新诗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么,在当下大众传播广泛渗透社会生活之际,既然有史为鉴,大众传播与诗歌理应能够进行再度的成功合作。在此,呼吁诗界加强传播意识,多渠道推进诗歌发展,促进诗歌传播学日渐走向成熟。     

论“中国诗坛”派的抗战诗

抗战期间，以岭南的“中国诗坛社”为核心的“中国诗坛”派，创作了大量抗战诗，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诗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一、高唱抗日主题歌、弘扬民族主旋律，鼓动了千百万民众投入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二、坚持面向大众，使诗歌为大众喜闻乐见，并能接受，起到教育作用，产生巨大力量；三、转变诗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推动了岭南新诗乃至全国新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