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文学家族与元代文学

元代北方文学家族既有宋金世家,更多新兴家族,尤其是蒙古、色目家族,他们共同构建了元代文学。北方文学家族成员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主体,参与和高丽、安南文人的域外交流,歌咏域外风物。他们是西域诗、上京纪行诗的倡导者,更对新兴的元曲贡献巨大。作为典型代表,北方文学家族从多个方面体现了元代社会与元代文学的特质。     

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

清代蒙古族家族文学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冷落。清中期的蒙古族家庭文学因其民族融合进程中的文化地位及文学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清中期出现了法式善、和瑛、博卿额等文学家族,这些家族因为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学修养,家族多能文之士,文学创作也较为丰富。     

家风与清代粤西文学家族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家风存在着重视儒家思想的品德教育、重视读书和崇尚文学的特点,这对文学家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家风对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激励、约束和示范等方面,这些影响使文学家族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文学教育视野下的清代全州龙水蒋氏家族文学

清代中后期,全州龙水出现了一个以蒋励常、蒋启敭、蒋琦龄为代表的蒋氏文学家族.蒋氏家族通过以德为先、重视教育、经世致用和笃学力行的家风作用于家族文学创作者的知识构成、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以此来影响文学作品的生成;通过家族后人对尚理学、主平实、以忠君爱国忧民为内核的家学的“敬仰”与“责任感”形成传承的内动力,因而在文学创作中继其统,守其业,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学;通过与文学家族联姻为知识女性教育子女、文学家族成员之间进行往来提供了可能,从而有助于提高文学家族成员的文学修养、并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促进家族文学作品的产生和繁荣.     

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变迁——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

家族文化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家族文化的精神特质，两者的互映互动延续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以文学母题为基点，将百年中国文学置于“家园皈依意识与追寻母题”、“男权制文明与审父母题”、“重返母体与失乐园母题”、“宗法血缘秩序与乱伦母题”和“家族至上观念与复仇母题”等五种文化母题之下进行审视，是《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对百年中国家族文学精神特征的精妙勾勒。     

论魏晋时期家族文学的自觉建构

魏晋时期是家族文学自觉建设的起步阶段,也是其作为一个文学分支自觉建构的开始。这种自觉建构主要表现为重情、善变、尚雅、崇文的家族文学思想逐渐清晰,家族文学创作内容逐渐类型化,并表现为四大主题：述德、训诫、亲情与家族日常生活。家族文学活动丰富多样,对提高家族文学名声、展示家族文学优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家族与文学——论谢氏家族文学兴盛的原因

魏晋时王、谢并称,而谢氏明显以文学见长。这一点,与谢氏的家族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开创者谢安携子侄宴集,讲论文义,是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而玄理的辨析、“纵情丘壑”的家风,对谢氏家族在山水诗中独特的贡献,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催化作用。     

南朝彭城刘氏家族文学研究(上)

彭城刘氏家族指主要活动于南朝齐梁之际的刘绘、刘孝绰父子及其家族成员共七十人的庞大文学群体, 这一群体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成就, 在南朝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文学家族相比, 在这个家族的文学活动中, 出现了南朝最长的诗歌, 有别具风采的女性作家作品等。他们不但是文学创作的积极参与者, 而且, 作为家族群体, 他们具有与南朝世风相谐的家族文学因素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论唐代郡望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郡望指郡姓所出之地,兼具地缘、血缘属性,是构成家族门第的要素之一。唐世重门第,故俗重郡望,同时唐代亦崇文,尚郡望与尚文学的观念必然交互影响,彰显着唐代文学的士族化特征。重郡望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文本表达、文学思想等文学创作方面,也渗透到文人题名、文集编撰、文学集会、修谱立碑、干谒进文等各类文学活动中,在文人日常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三曹与邺下文人文学交游考

文学交游是文人之间以创作为目的的文学活动。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父子皆雅好文学,那些因战乱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先后聚集到邺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邺下文人集团．邺前文人集团和前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曹操为领导核心,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呈现出功利性向非功利性、主情过渡的特征;后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丕、植兄弟为文人集团更直接的领导,曹氏兄弟与邺下文人举行过重大的文学活动如南皮之游、西园盛会等,在这些文学交游活动中,他们借物咏叹、即兴赋诗、抒发情怀、互相切磋技艺,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也以主情、非功利性为主要特征。     

金圣叹交游考：徐崧与陈济生

吴江徐崧与长洲陈济生,均为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友人。对二人家世、生平,尤其是抗清、结社、选文等活动的详细考述,不仅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金圣叹的社会关系网,以凸显或再现其人其事的历史具体性,也有助于深入了解江南地域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并由此达到对彼一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再认识。     

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处境与文学理论生产

文人的生活处境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从而也决定了他在审美领域里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理论生产中,自由主义文人生活处境优裕,因此能够潜心学术;左翼文人热衷政治,立论偏激,一方面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其无钱生活、无地自由的生活境遇所致。自由主义者的中立态度和左翼文学家的批判立场,由其各自生活处境的差异所决定。     

帝王,中国文学史演进中不应轻视的力量——以康熙为例

帝王的文艺思想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学发展。作为清代的第二任帝王,康熙不仅通过一系列文艺措施规范当时文坛走向,而且以帝王之尊,操觚染翰,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各体文章以垂范当世文人及后代文人,更为直接的是他还通过与身边文学侍臣诗酒流连,构建了一支支忠实于皇权的御用文人群体。总之,康熙正是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左右着其时的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在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史演进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审美距离中的田园之乐——从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谈起

以审美距离说分析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等作品，其中对田园风光的赞美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是审美距离所致，其羡慕之情正好说明他们不能归去的处境或似归非归的状态。文人赞美的田园风光和田家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可观赏却无法进入的世界。当文人在潜意识的距离中或以超功利性的眼光来打量农家生活时，感到的是它们与官场和宦游生活相比而独有的单纯和自然，而当真的投身其间时，便无法忍受其间的单调和艰苦。可见，文人诗歌中所表现的田园之美和田家之乐，大多具有乌托邦的性质。     

论元代末年的士风与诗风

元代末年生活的世俗化和文化的多元性，极大拓展了士人的视野和胸襟，大多数士人主动逃离功名仕途，转而追逐风雅放情的生活，个性纵横。诗歌创作打破了元中期以来“盛世之音”的雅正，直抒性情，风格多样。     

欧阳修在朝鲜文坛的影响考述

欧阳修的作品最晚于12世纪中期传到了朝鲜,在那里广泛传播。文人们从形式与内容方面吸收、借鉴其文艺理论;批评家们对其文学创作展开了以赞誉为主的各种形式的评价。此外,欧阳修的品格以及生活态度和情趣也对朝鲜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永明文人的佛教实践

六朝文人接受佛教,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与语言文辞上,他们还非常重视佛教实践活动,这在永明文人集团内表现得尤为突出。永明文人佛教实践之活动方式主要表现为交游名僧、参与佛事、践行教义和辩护佛理。而佛教实践活动的广泛参与,成为佛教影响永明文人之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     

宋代讲摩风气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宋代士人群聚之时,性喜讲摩,其间往往有文学技巧的竞技,文学观念的交流。经文人自觉记录下来,则成为论诗的文字记录,诗话显然是其中的重要类型。可见讲摩风气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具有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