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定系列--唐帝庙碑

简介: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四年(1263)在平阳诏建帝尧庙。至元二年(1265)正月,庆都县帝尧庙立《创建唐帝庙碑记》,碑文为郝经所撰。据康熙年间傅云举《庆都考》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营州李公扩新三庙之后,详阅大元郝陵川所谱帝尧庙碑,字迹剥蚀,命匠重镌,已而又以第一古今隶治舛异,命举考订为之具述左”。此碑具有重要文化价值,为后世金石学家广为收录。     

内丘扁鹊庙元代 《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考释

内丘扁鹊庙存有碑刻三十八通,时间上涵盖了五代、宋、金、元、明、清.元代《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是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一通碑刻.对该碑刻进行考释,有助于我们掌握扁鹊庙的建立及重修情况,了解当时主持重修事宜官员的事迹,体会碑刻中蕴含的书法艺术价值.     

山西省汾阳市演武镇韩家桥村关帝庙初探

韩家桥村关帝庙地处山西省汾阳市,其始建年代不详.据旧碑及大殿房梁记,此关帝庙于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重修,并在清光绪年间重修过两次,现存的大殿及东西厢房也经过多次修缮.关帝庙整体建筑分明,庙内主神为关帝圣君,所存壁画受到侵蚀,不过轮廓可见,局部清晰.     

《云泉山馆记》拓本题记

《云泉山馆记》与伊秉绶另一碑刻《叶花溪墓志》既是姐妹篇,亦皆为白云山的镇山之宝,也是广州名碑之一。此碑艺术成就甚高,堪称伊秉绶隶书典范。伊秉绶所书大字隶书,笔力雄健,富于金石味。伊氏认为在隶书的造诣中,不应单独追求"巧",而要认真从"拙"这方面去下功夫。其独树一帜的书风,自然成为文人学子争相学习的典范。     

河北文庙的保护现状与开发利用

文庙最初是用以祭祀和纪念孔子的建筑,后发展成为祭庙与官学的学宫相结合的产物,即庙学合一。在近2500年文庙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县级以上的治地都曾经建有文庙建筑。本文对河北文庙建筑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详细阐述了河北各地文庙建筑的保护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利用的策略。     

《郑文公碑》书法艺术试探

魏故兖州刺史郑羲之碑,通称《郑文公碑》(以下简称《郑碑》).宣武帝水平四年(公元511年)刻.正书,分上、下二碑.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县天柱山,下碑在山东掖县云峰山.碑额书“荧阳郑文公之碑”七字,碑文约1240余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碑品》中品评为妙品上,居七十七种北魏碑刻的第四位.1980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大字典》,收云峰山刻石681字,其中《郑文公下碑》约452字.此碑的作者不载,包世臣鉴定为郑道昭手笔.郑道昭,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河南开封人.生年不详,卒于     

《登科记考》纠谬四则

1.《记考》卷11大历十年进士著录“卢士阅”,按《千唐志》咸通二年《砀山令郑纪故卢氏夫人墓志》云:“夫人皇考讳士阅。建中之际,以秀才升第,位至使府监察。”《墓志》记士阅登第在“建中之际”,非是大历十年,当依《墓志》为准。2.《记考》卷21开成二年进士著录“沈黄中”,编者徐松于此年下又引《云溪友议》云:“高锴司贡籍,……商锴先进五人诗,奏曰:‘臣锴昨日奉宣进止,令将进士所试诗赋进来者。……其次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臣与第三人’。”按《千唐志》大中十二年《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中黄墓志》云:“讳中黄,字中美,本吴兴人。……乡荐神州,名在殊等,贡于有司,第登甲科。宗伯高公锴疏青蒲曰:‘沈某所试《琴瑟合奏赋》,有似《文选》雪赋、月赋,臣与第三人’。”又《千唐志》大中八年《登封县令吴兴沈师黄墓志》亦题“仲兄中黄撰,仲弟佐黄书”。《元和姓纂》卷七吴兴沈氏亦云:“中黄,大理司直。”由此可证《记考》之“沈黄中”     

嘉庆《重修一统志》辨误一则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嘉庆《重修一统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52山西《保德州·城池》“河曲县城”下云:“……改名河保营。本朝乾隆二十七年为县治,三十三年重修。”同卷《古迹》“河曲故城”下云:“……乾隆二十七年,移治西北河保营。”按:今考其他文献,《重修一统志》“乾隆二十七     

沈曾植与晚清民初书法思想的嬗变与转型

清末民初时期,书法创作风尚和书学思想都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嬗变与转型,其中尤以沈曾植的创作及其碑帖题跋中所寓书学观念为表征。沈曾植晚年寓居上海期间,专力于诗文创作与金石鉴藏,除承继清代金石学学术传统外,他还系统鉴藏和重估了诸多刻帖、丛帖的学术史价值。故他所倡导的碑帖互证的思想实绾和了碑学和帖学两种观念传统,代表着古代书学传统的一种逻辑完成。而其古今杂形的书体发展观念,拨正了清代金石学视野中唯北碑隶书为尊的书体认识,又蕴含着现代书学思想的历史起点。这样,从清初尚帖之雅正到清代中晚期尊碑之质朴,再到晚清民初主张碑帖融合之会通审美,清代书法思想在以沈曾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身上,完成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过程。     

从两宋“学记”探看宋代学校体育教育状况

采用文献资料法整理分析北宋(960-1127年)至南宋(1127-1279年)共376篇“学记”中的相关体育状况,包括小学记、县学记、州学记、镇学记、府学记、儒学记、庙学记、军学记等各类学记.研究认为:宋代非常重视体育教育,体育是文武兼备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支撑;体育是健全品德、格物致知的重要工具;体育是完美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体育是身心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体育须承担文而化之的社会教育及引导义务;体育普及与提高共存.建议借鉴宋代体育教育文而化之的社会教育理念,从文化角度思考今日体育教育改革.     

政治与文化双重语境中的苏轼《宸奎阁碑》考论

元祐年间苏轼于杭州任上撰成《宸奎阁碑》。在政治语境中,碑文本事以仁宗崇佛映射出元祐时期宽缓的政治导向。但因朝野之别,其书法风格又与他任职中央时的《上清储祥宫碑》差异明显。绍述时代此碑旋遭禁毁,高宗主政时又重获认同,显露出《宸奎阁碑》于政治层面的工具性命运。在文化语境中,后世通过文章追忆的方式与重刻此碑的手段,赋予《宸奎阁碑》超然于政治的文化效力。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辨误一则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嘉庆《重修一统志》(民国23年)卷226《陕西统部·文职官》西安府下有云:“县丞十员:咸阳、临潼、三原均驻县城。长安、咸宁、兴平、泾阳、周至、渭南、富平旧均驻县城;乾隆十年,移周至县丞驻祖庵镇,渭南县丞驻下圭阝镇,富平县丞驻美原堡;二十六年,移兴平县丞驻     

谈普宁寺十八罗汉壁画中的晕染

承德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 (1 75 5年— 1 75 8年 ) ,清政府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的达瓦齐和辉特部的阿睦尔撒那的叛乱之后 ,模仿西藏的桑鸢寺 (清代译为三摩耶庙 ) ,建造了普宁寺以示纪念。乾隆皇帝《普宁寺碑文》云 :“名之曰‘普宁’者 ,盖自是而雪山葱岭 ,以逮西海、恒河沙数 ,臣庶咸愿安其居 ,乐其业 ,永永普宁云尔。”这里表达了寺名“普宁”的含义。大雄宝殿是普宁寺的主体建筑之一 ,殿内东西两壁各有一幅大型工笔重彩壁画 ,高 3 .3米 ,宽 1 4.78米 ,描绘十八罗汉得道之后在极乐世界受到尊重和供养的故事 ,…     

袁枚集外诗文拾遗

辑录了袁枚集外诗二首和文三篇,分别为《再作告存诗序》、《乌阑誓》传奇题词和《缪篆分韵》序、《重修徐俟斋先生祠堂记》、《黄左田九日登高合作卷》题词。     

从《大唐北岳神庙之碑》看唐代隶书的成就及其影响

《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具有字形由方趋扁、笔画遒劲圆润、打破了隶楷杂糅、恢复隶书规范、崇尚雄厚丰逸的风格特征,体现了李唐盛世泱泱大国的时代气象。其艺术特征印证了唐代隶书从"石经旧法"到"明皇新体"的变化,而以此碑为代表的唐隶对后世尤其是清代碑学书法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稹诗文误解九则辨正

元稹诗文在唐代传播广泛,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也存在诸多误读误解,现就其中九则予以辨析:《奉制试乐为御赋》"庚寅之诏"不是"元和五年"之诏,史籍文献关于刘士泾的记载有误,史籍文献中"崔稜"或"崔陵"应为"崔倰",《沂国公魏博多政碑》应为《沂国公魏博德政碑》,《元稹集编年笺注》"毛传"应为"孔传",《代李中丞谢官表》"李中丞"是"李德裕"等。     

山西定襄关王庙考察札记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对山西定襄关王庙大殿现存木构建筑和相关文献的梳理,认为定襄关王庙大殿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初建时,前檐应为三开间,使用制同后檐的阑普组合,且平柱应在现明间两侧补间铺作下。元至正年间对大殿进行修葺时,前檐改用檐额,并改换前檐平柱,移至今天的位置。定襄关王庙大殿是檐额制度在元代继续使用的重要例证。通过对檐额做法和金代早期木构建筑使用内额做法的分析,笔者认为,二者在做法上应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陇上学者冯国瑞先生著述考

冯国瑞,教授,陇上学者,著述丰瞻,对弘扬陇上历史文化贡献极大。重要著作有四类:甘肃石窟艺术发掘有《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金石考释有《天水出土秦器(秦公簋、秦车輨、秦公钟)汇考;》文献辑佚有刘宗郭仲产佚书《秦州记;》先贤表彰有《张介侯先生年谱》、《守雅堂稿辑佚》等,均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兹为辑考,以供地方史研究参考。     

清至民国时期陇学谱系的建构与探索——以《陇学编》《陇学略述》为中心

作为甘肃区域学术的概括——“陇学”一词最早在清中期出现,至民国时期,陇学成为甘肃区域学术的专称。卢政致力于甘肃学术的整理与阐扬,仿《关学编》体例,撰成《陇学编》,首次将陇学脉络加以系统梳理。数十载后,张维重新“评骘陇学”,完成《陇学略述》,勾勒陇学的嬗变与整合历程,重构了相对完整的陇学谱系。从卢政的《陇学编》到张维的《陇学略述》,清晰地再现了陇学的发展脉络和学脉传承,这对于全面系统地了解陇学思想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初学记卷十八·师第一》校勘记一则

《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撰,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保存了大量散逸的文献资料,可以用来校勘现存古籍中的一些错误,最大限度地恢复其本来面目。但现通行本——中华书局1962年1月版的《初学记》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以讹传讹,大大降低了这部书的文献价值。笔者在读《初学记卷十八·师第一》中郑玄事时发现讹文一处、脱文一处、倒文两处,记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