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定都建康述论

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定都建康,二百七十余年间仅梁元帝都于江陵三年。建康之所以成为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不仅由于它在地形、经济、交通等方面具备了建都的基本条件,更由于它在南方政权的整体局势中具有多方优势。孙吴建都的历史留予建康丰厚的都城资源,而建康的攻守形势又充分符合东晋对于都城的需求。由此,建康的战略地位使其再度成为南方政权的中心,并在东晋南朝的递嬗中巩固了它作为都城的正统地位。     

边地汉族的神圣叙事及功能——以保山小寨“老万岁”祭祀为例

“老万岁”是保山小寨汉族村的保护神。作为一种承载着当地悠久历史,具有深厚信仰内涵的神圣仪式,“老万岁”祭祀与汉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特殊的祭祀方式,使“老万岁”祭祀具有心理调适、启蒙教化、道德规范、和谐关系以及文化传承等众多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慰藉、情感得到补偿,从而使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得到交流而变得更加融洽。     

六朝的“伧”

六朝时期的“伧”有多种语义,不同时期,因使用人群不同,“伧”的意义有过多次变化。西晋之前吴人“骂楚人为伧”,永嘉南渡之后,吴人又“以中州人为伧”。吴人之“伧”自有其发展脉络。南朝时期,“伧”的语意更多偏向于江北这一地域概念,其使用者是以南朝皇室为代表的建康人群。“伧”语意的转变,体现了建康人群与江北人群之间的区分。     

南朝太学考辨

对于南朝太学,学者们有以下四种不同观点：一、南朝有太学;二、南朝无太学;三、南朝时只有陈朝有太学;四、“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实际是指同一所学校”。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首先,不能由《建康实录》的记载,得出太学并入国子学的结论。相反,《建康实录》的记载明确显示,国子学与太学相距四里二百六十步,是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其次,南朝有关太学生、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载,足以证实太学的存在。再次,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首要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太学作为一项“传世共守的制度”成为官学的首选。宋、齐、梁、陈四朝顺利接替前朝政权的同时,承袭了太学机构并继续开办下去,几乎不存在停办与重开的问题,所以史书没有南朝太学废立的有关记载。     

三部僧尼传所见东晋南朝佛教传播及分布

东晋南朝佛教中心有建康、荆州、庐山、巴蜀、会稽等地,这些中心的形成与其本身的政治、军事地位密切相关,也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梳理这些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明了佛教在东晋南朝的传播情况。     

蒙古族的马崇拜及其祭祀习俗

蒙古牧人常常赋予马以神性,把马视为神灵和保护神,因此,对马的图腾崇拜不仅仅表现在蒙古族的生产、生活中,而且也反映在蒙古族的祭祀习俗中。马崇拜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崇拜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祭祀文化,丰富了蒙古族的民俗文化。     

从“顽右点头”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顽石点头”的传说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当时著名的高僧竺道生在建康提出“一阐提迦,皆可成佛”的主张后。受到佛教界的一片反对．竺道生被开除佛籍,赶出建康．来到苏州城外的虎丘山上修行。因无人共语,只好对着石头讲述自己对佛经的理解,有时讲到得意之处,不禁会问石头：     

南朝祭祀与佛教

佛教素食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表现之一就是南朝时期在佛教素食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祭祀曾发生过一些变化,在丧礼和国家宗庙天地祭祀中都出现了用蔬食祭祀的现象。这些变化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从大的范围看,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这恰好反映了儒家礼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地位。佛教方面的史料和正史对这些变化都有一定的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立场。     

《西洲曲》产生的地理环境考释

通过对六朝建康自然环境的考察,并结合唐人温庭筠等人诗文中对建康风物、掌故和地理环境的记述,《西洲曲》中的"西洲"、"南塘"等地点应该在建康附近,这首杰出的民歌亦应产生于六朝建康地区,描写的是发生在秦淮河畔的爱情故事。从建康的人文地理环境和《西洲曲》的艺术特征分析,《西洲曲》应产生于建康地区的文化氛围之中,它最后完成于齐梁文人之手,属于"吴歌"的范畴。     

六朝时期的经典文化

六朝时期的文学与清谈、绘画与书法、陵墓石刻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以建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与同时期的西方古罗马文化同样被认为是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     

刍议"God"的中文翻译

汉语"上帝",是由基督教教义《圣经》中的God一词翻译而来。汉语文化语境中的"上帝"能否在我国文化中保持其原有的宗教形象和文化内涵依赖于国人对"上"和"帝"的理解。本文从"上"和"帝"的隐喻来剖析"God"的翻译。     

试论犹太教的“人格神”上帝——以《摩西五经》为中心

通过对犹太教最重要的经典《摩西五经》的解读,可以得出犹太教的上帝是一位"人格神",进而梳理出作为"人格神"的上帝主要表现出意志性、父性、信实性、情感性等属性。上帝无上的神性是犹太教信仰的坚实基础,但同时,上帝作为"人格神"则为沟通并保持以色列与上帝之间关系以及通过效仿上帝以成为"义人"提供了可能。犹太教"人格神"上帝对犹太教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具有重大意义。     

从神话传说中猪形神的职能变迁看猪神崇拜观念的演变

猪神崇拜随着万物有灵和图腾观念而产生,并成为原始宗教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猪形神的职能也不断发生变化。从猪形神的具体职能来看,其核心职能是降雨,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职能,所对应的则是农耕民族祈求丰产的愿望。     

上帝形象包含的人性因素

本文探讨了上帝的形象中包舍着人性因素，正是上帝的人性，才使得民众信仰他，才使他经蹙了各种批评争非难。上帝的人性得到不断的宝现争宣扬，井体现在他对个人争社会的关注上。     

神秘的东方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本质论

文章从东方"神创艺术"论、"神创艺术"的基本观点和"艺术要表现出神气和神的无限性"等3个方面,论证了东方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本质论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东、西方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本质论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心之良知是谓圣”——王阳明圣人观阐微

王阳明一生以学圣成圣为治学与教育宗旨。他以自身心性实证为基础和前提,继承了先秦儒家＂心通天道而为圣＂的思想理路,在教学中先后提出＂心纯乎天理而为圣＂、＂心之良知是谓圣＂的观点学说,为弟子及后学＂学以至圣＂指点了明确的方向与切实可行的路径,对我们当前学术研究和民间国学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非理性主义与基督教哲学中上帝的消解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促进了上帝世俗化的进程。尼采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在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中强调理性,使之成为脱离肉体的精神实体,而基督教的上帝便是把这种精神实体即理性加以神圣化的产物。尼采以“上帝死了”的惊人口号来宣告欧洲传统宗教意识的崩溃及其“虚无主义无神论”的诞生。     

潮汕民俗游神赛会的现代意义——以揭阳市揭东县铺社村的游神赛会为例

该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法,调查记录潮汕民俗游神赛会的仪式展演过程.从祈祥纳福,和睦乡邻,构建和谐社会;娱乐狂欢,传承、弘扬民俗传统文化;普天同庆,促进区域体育发展三方面来分析潮汕地区游神赛会仪式展演的现代意义.     

亚当的人性

现代科技的发展并未引领人类进入自由的境地 ,反而使其陷入“现代性的背谬”之中 ,西方神学家所倡导的“神学革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本文试图从始祖亚当的人性谈起 ,证明具有现世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而只有信仰实践落归于现实人性才能实现基督教提倡的人性精神     

赣北乡村寺庙神祗来源考索及宗教学分析

通过对13座乡村寺庙的灵位之考察，发现其神祗主要有四个来源，第一是佛教体系，第二是道教体系，第三是当地民间传说，第四是历史人物。这四种神祗交互杂处，几乎无法判断某个寺庙究竟是什么宗教性质。细加调查和分析，不难发现，在香客心中，所有这些神祗都没有特定的宗教教义、宗教组织、宗教仪规、宗教阅历，实际上他们都是同一种宗教面目，都是以地方神的身份享受崇拜和祭祀的。乡村宗教基本上处于原始宗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