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媒介发展: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其中具体鲜活的媒介实践,是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经验来源与实践基础。基于线性历史观、单一发展观和技术中心主义的发展传播学新旧范式,都未跳出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逻辑,难以有效阐释中国的媒介与社会发展历史。文章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及其独特的媒介实践出发,结合新发展社会学的视野,围绕工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探讨媒介与发展传播的中国式经验与路径。提出应当超越发展传播学的传统框架,迈向一种新的媒介与发展传播类型学,这可以为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参照,也可以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知识贡献。     

实践：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源头与出路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从来不是纯粹概念范畴的问题,而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发展知行合一的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百年新闻传播实践史、中国的数字化与平台化传播实践和全球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共同为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基础、时代机遇与全新路径。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学者与学子勇于、乐于和善于在交叉碰撞中创新、在开放包容中治学、在多元视角下求真,积极拥抱现实生活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以面向学科重大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面向实践重大问题为基础,以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为关键,以实践、学科和专业之间的转化为具体路径,不断推进对中外理论的转化、实践与理论的转化、多学科知识的转化和机制与评价的转化;只有基于实践,致力于从影响学界认知,到影响业界研判,再逐层影响到国家决策之高度,才有可能迎来新闻传播学在整个学科领域中的重大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立足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与文化传统,其前提是固本培元,筑牢根本。以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构为根基,以专业教育实践为路径,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改革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全面提升新闻传播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播——重思詹姆斯·凯瑞传播观的方法论意义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推进传播研究,从而不断加强学科自主性,建构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进入“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研究转型的思路和方向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言之,只有将“人”作为价值标尺,才能深刻把握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本质,从而为传播研究注入思想和理论的“活的灵魂”;超越狭隘的媒介观,紧紧抓住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这个关键变量,重点思考如何将其从“背景地位”提升至“前景位置”,这不仅是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石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提升传播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之举;数字传播形态相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传播如何以促进公共生活福祉为核心旨归,通过共享的符号体系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研究的格局和高度。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基于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

兰德尔·柯林斯的"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是理解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受个体的情感能量、学术网络竞争、组织发展以及国家政治需求的驱动,政府部门、大学机构、出版机构以及个体学者等行为主体通过文本互动和身体互动组成学术共同体互动仪式链,共同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体系。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存在创新性不足、碎片化以及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中国新闻传播学可朝着形成学科知识谱系的知识创新和坚持本土理论创新的方向继续努力,同时还需继续拓展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各种传播渠道。     

开放·融合·实践:建构西部高校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培养体系

本文从国内外新闻传播硕士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入手,洞悉西部新闻传播学硕士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短板——培养方式的模仿、教学经验的匮乏、培养机制的不完善等,提出建构“开放·融合·实践”的理念,立足西部传媒发展,探索区域化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培养体系,即建构目标明确的课程模块,包括平台课、实践课、研究课和特色课,实现研究生的分类培养与区域针对性培养,促进学生专业成才与精神成长.     

朝向后人类的智能媒体星系——试论广播电视“全国一网”融合发展

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处于黄金时期,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综艺和娱乐节目,构成了几代人的记忆.从学科发展来说,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也使得特定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制的确立有了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术推动下报纸的繁荣催生了新闻学;二战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穿透”了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乃是欧美两陆传播研究(功能主义进路的大众传播学、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和文化研究)生长的历史语境.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将传统新闻学与新引入的传播学并置,渐成枝繁叶茂的“新闻传播学”,也与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密不可分.     

传播的知识社会学探析：作为现实建构的传播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更需要拓展理论空间与学术想象力，找到契合媒介变革趋势、能解释不同时代信息传递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研究径路。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探寻人与社会关系的方法论，与传播学有着极深的渊源。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进行关注，但多是在传播研究与古典知识社会学的哲学基础上探究结合点，而对以伯格和卢克曼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现实建构”范式及其内在逻辑机制关注不多。传播知识社会学探讨的是作为知识的传播，如何由社会建构成为一种现实，以及主观意义是如何转变为客观事实性的互构性机制问题。从欧洲传播学的最新讨论亦可看到，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现实建构范式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切实的学术想象力。     

中国文化史是亟待挖掘整理的传播学宝库

传播学起源于西方，但传播是任何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中国在传播思想方面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与西方社会的科学精神相比．中国更加注重于人文精神的培育，而且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也就是一部中国文化传播史，其中有着丰富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刻的传播思想，这是一座亟待挖掘整理的传播学宝库．     

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跨文化传播学是一个阐释全球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的知识系统.本文以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为指导,结合"液态的后现代"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从建构液态身份认同、建构大众化知识结构、建构"液态乌托邦"的不可能性三个维度入手,进行全新的理论建构,以寻求跨文化传播新的理论突破.     

从学术前沿回到学理基础——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强,中外跨文化交流呈现出愈加繁盛的景象,推动着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思考走向深入。就传播学重要分支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来说,学术的前沿从目前来看似乎体现为相对学理化的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回顾中整理,概括中提升。本文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作了初步的梳理、概括和思考。提出,跨文化传播学是以内涵文化和传播双焦点的文化他者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领域的思想成果,研究文化在人、组织、机构、国家等层面的传播过程和规律,同时研究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基础性和调解性作用,进行新的文化主体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知识生产,探讨如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共存、共荣的可能与机制的一门交叉学科。并期待以此为起点,逐步建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框架。     

固本强基 多元交叉 知识融合 融入主流——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思考

新闻传播学是新文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必须坚持质量为王、固本强基、多元交叉、知识融合、融入主流的原则,塑造根植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重交叉、深融合、铸特色、入主流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而故步自封、盲目交叉、唱衰学科是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必须警惕的误区。建构“大学科”与“大融合”的思维方式,创新学科交叉、知识融合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才能形成多元、交叉、创新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格局。     

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现状、问题与提升路径

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学术话语权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应有之义。鉴于现有研究主要从国际论文发表的情况对国际学术话语权进行评估,本文将国际学术话语权界定为学术话语主体在国际学术场域所拥有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学术领导力和学术传播力的统一体,并通过国际论文发表、书籍出版、期刊建设、学术任职、会议交流等综合指标,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现状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学术生产力获得了大幅提升,但是学术影响力、领导力和传播力仍然弱小。未来,需要加强话语传播顶层设计,推动中国原创理论创新,重塑国际学术出版体系,使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自主体系与创新变革：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十年

考察2013年1月以来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所开设专栏和组织专题,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间,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着力于引导基础理论突破、深掘学科实践精华、加快知识创新进程、推动中国学派建设,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较好地扮演了基础设施、产学桥梁、学术阵地和成长平台的角色。同时,一些重要概念尚需厘清、评价维度有待优化、专题策划仍可提升,这有待未来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跟时代步伐,深入探索媒介变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三重关系

新观念和新思想的产生绝非也不应是迎合新传播技术及新变化的产物,而应是以人类长久地、更好地生存、生活与发展作为应然价值、追求目标而进行的观念更迭。体现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则可以归结为学术性、开放性与思想性三者间关系的问题:学术性强调方法与规范,思想性强调方向与价值,开放性强调多元与普遍;学术性源于实践、抽象于实践,是知识体系建构基础的保证;思想性是学术性的跨越与升华,是知识体系长久价值的保证;开放性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实现的基础,是知识体系普遍性的保证。在保证严谨学术性的基础上,关注思想性与开放性,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活动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更为紧要的面向。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传播观的理论来源、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传播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百年中国共产党生态传播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成果。本文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维度，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习近平生态传播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来源、鲜明主题和整体架构等。其中，重点阐释了如何看待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与表述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他者之间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传播理论和人类交往等基本理念。习近平新时代生态传播观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叙事方式创新、国际传播提质增效等层面实现了全方位的实践引领。     

深入本土:近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学术走向

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面向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迄今已走过近30年的发展历史。近10年来,华夏传播学的研究飞速发展,这既与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文化自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有关,也体现了传播学科发展的内在趋势。本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近10年来发表在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上的417篇相关论文及其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华夏传播研究近10年的学术图谱。研究发现:2012―2022年这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发文量呈“井喷”之势,不论是作者队伍、课题资助,还是研究的议题和理论视角都日益丰富。在研究方向上,古代政治传播是近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重心,主要围绕政治实践、观念、制度和媒介四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线上,“先秦”和“宋代”的传播现象相对更受到重视;在本土理论和方法探索上,传播考古学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对西方主导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进行批判性检视和反思,在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国本土传播现象的同时,有意识地彰显中国视角,尝试建构传播学的中国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     

流动、传播与社会——以集体化时期华县皮影艺人的传播实践为例

传播学者杜威认为传播建构了社会.本文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提出如何解读手艺人群体集体化时期的传播实践.他们通过介绍信和工分制的结合获得了流动的合法性,打开了集体化体制的一个缺口,对后来乡村的经济和社会阶层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从理论层面,本文分析了流动对于乡村的深刻意味,认为传播学应该具有参与社会建构的胸襟和关怀,而人的流动是其重要方式和手段.     

在引进与融创之间：译介视域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在地演进及发展趋势

译介是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个关键变量,同时也成为观照中国传播学学术研究在地演进及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应用CiteSpace探测传播学学术研究核心话语的分布状况、构成与衍变,配以重点文献文本分析发现：译介先导是早期中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显著特征,译入话语是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构成要素。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传播实践的发展,中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话语对象日渐进入“以新换旧”的时代。原创性本土话语正在萌发,但短期内难以从基数庞大的译入话语中凸显,现有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总体上穿梭于引进与融创之间。伴随自主知识生产,话语译介将从以译入为主向译入与译出并举过渡。在未来以译为媒的话语旅行中,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得以不断成熟和完备。     

从实践性出发：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与可行路径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从中国出版学发展的时代使命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出发,探讨了将实践性作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基础的必要性,梳理出以实践为根基,以明确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性、确保出版学知识增长和创新源泉为脉络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逻辑,并分析了从出版实践提炼出版知识、由出版知识凝练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利用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指导出版实践的可行路径,以期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