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的建构及其国际传播

话语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西方国家通过建构元话语,使国际传播呈现出“中心-边缘”的格局。面对西方对我国长期的污名化行径,我国提出建立以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为核心的新型话语体系,以开创文明新形态、解构西方化话语为目标,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并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以此推动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     

从元话语理论看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建构逻辑

本文从元话语理论与议程设置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探讨,并将重点放在国际传播话语的议程设置及其规律与逻辑的讨论上。本文认为,西方国家既有的话语体系建立在殖民扩张、大国博弈、国家利益驱动的逻辑基点上;突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屏障,建立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同样需要遵循历史、现实逻辑,即文明逻辑、大国逻辑、制度逻辑和人类发展逻辑。     

超越霸权：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的创新与建构

国际传播元话语的建构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剖析了国际传播元话语的理论来源,梳理了从以霸权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元话语革新。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对于话语的建构,实质上就是对于价值理念、话语逻辑和影响范围的争夺。本研究提出,建构和创新中国的国际传播元话语,需要统摄文明、民族与意识形态的内部要素,注重节奏、规范与国际秩序的外在环节,以及拓展技术、冲突与群体情绪的宏观视野。找准核心立场与根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兼顾文明与价值多样性、立足中国化与全球化,是打造国际传播元话语的关键。     

国际传播中元话语的功能与应用

国际传播是话语的竞争。就话语的某种“语法”分类而言,可分为“基本话语”和“元话语”。元话语是“有关基本命题信息的内容以外的话语”,指“引导读者去组织、分类、解释、评价和反映篇章所传达的信息的一套机制”,在话语建构方面起重要的辅助作用。掌握各种话语及其建构技巧,可提高国际传播的效能。     

“和合”文化观与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的构建

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传播主体所奉行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与竞争。“元话语”作为一切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的基础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全球信息与文化传播格局、探索本国国际传播实践突围路径的认知出发点。元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和叙事,更是为各种类型的交流实践提供规则的结构性思维和文化泛型。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所奉行的“和合”元话语反对“中心-边缘”话语秩序,强调不同传播主体的道义责任,并主张维系一个动态均衡的世界体系。充分发扬“和合”元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潜能,须遵循两个基本策略：不断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为全球受众理解和共情的流行叙事项目;充分利用全球传播技术革新的前沿成果以建立数字信息生态下的先发话语优势。     

国际传播新秩序与新效能：基于元话语的解构与重构

国际传播旧秩序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元话语的基础之上,这种元话语一体多面地表现为“线性历史观”“文明等级论”,以及“普遍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以下三个方面为国际传播元话语的重构提供了思想依据：一是对时代背景与任务的判断,以全人类视角取代国别视角;二是对国际关系的构想,以“地球村式”的共同体取代“中心-边缘”的等级格局;三是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阐释,以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中国方案取代西方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验。元话语是一种能够通过构建现实而影响现实的战略资源,元话语的解构与重构对于国际传播秩序破旧立新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方案”话语国际传播策略的思考

“中国方案”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国际社会开展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话语资源。本文认为,“中国方案”话语的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兼具现实与学术价值,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提供了思路;基于“中国方案”三类话语的国际传播策略,即政策话语降维体现普遍价值观,学术话语推动国际传播研究的中国面向,以及日常话语以情服人,可为中国未来国际传播策略提供参考。     

故事与话语：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路径

在当前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形象“自塑”滞后、“他塑”强势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面对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应解构其话语霸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重建自身的对外话语体系。从故事上,应以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为叙事对象,讲好中国的经典故事、发展故事和开放故事,从而增强对外话语的感召力、创造力、公信力;从话语上,实践中应从网络文学、游戏等多元叙事形态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叙述维度,并乘着全媒体、跨媒介的东风,通过IP运营实现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最大化,从而建构具有连续性、整体性与全局性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元宇宙场景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前瞻

作为互联网数字媒介融合发展的未来传播形态,元宇宙传播无缝衔接虚拟与现实空间,使用户置身于临场感更强的新媒介图景中。这种新的传播模式能给国际传播带来新路径,重构国际舆论生态格局。基于当下元宇宙发展的实际,我国国际传播需要从用户体验、科技思维和内容生产三方面重构场景,从而为元宇宙场景下的国际传播提供新路径。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转变

“一带一路”从提出到运行已逾一年,围绕这一概念的对外传播也成为当今政治界和传播界的一大热点话题。但是,“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应结合时代的最新要求调整自身的表达方式,应该在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新时期,转变传统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模式。具体说来,笔者认为需要两大转变。     

人文共同体传播: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新突破

逆全球化症候揭示出全球化结构性失衡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精神文化交流失衡、价值观念沟通滞后、民心民意隔阂撕裂,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存在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超级大国煽动种族撕裂与意识形态对立,肆意毁坏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的根基。针对大灾疫与大变局叠加的全球危机,人文共同体秉持和谐传播目标,珍爱生命价值的首要序列,倡导世界和宁为人类最大利益,反对“新冷战”与“文明冲突论”,以此为基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以文明对话交往沟通东西方人文主义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共创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的共享通道,完备适应全球化可持续进程、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的人文价值观与仁爱和谐的道德秩序,帮助人类从失控冲突走向和谐平衡,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打造数字中国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视野、现况与建构路径

从国际传播秩序重塑的外交视角看,数字中国建设是重要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写照,已成为展示中国道路与制度的新的典型形象。讲好数字中国的文化故事,即从本体和功用两个维度提升中国数字媒介软实力的实践路径：第一,主动跳出技术经济主义和技术理想主义的话语范畴,挖掘并阐释我国媒介化进程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意义;第二,在新技术驱动的传播版图变革背景下,调用好我国“一体多元”的传播体系,通过政策手段与合作机制,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引导,吸收非公数字文化领域,形成以互联网为牵引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全面提升我国互联网国际传播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话语的构建与国际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之一。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探索创新而来,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强调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安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辩证关系。做好和平发展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可以从其理念基础、话语内涵及相关实践入手,以更好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使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话语,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地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影响。     

数字化“天下”版图：元宇宙视阈下的国际传播新范式

从当下的想象里,元宇宙以无界传播为终点将社会推延至远方。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家、社会正以一种自下而上、去中心化、泛传播的虚拟世界主义模式而连接起来,逐步消弭符号与意义、内容与形式、时间与空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带来全球同质化的“跨域共同体”与世界去中心化的“自治共同体”。面对这种场景与传播模式的改变,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媒介,以技术为基点,构建话语体系的先决原则,培育多元化的对外传播主体,打通点对点传播,将中国故事有机融入虚拟现实,搭建临场感叙事场景,自然而然地内化中国文化背景,达成传受双方的共同叙事,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文化价值与社会意识的共建。     

从国际话语权视角构建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正成为一套兼具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系统性的中国新话语。为此,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定义权垄断,破除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困境,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此,自主构建并对外传播好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将成为我国未来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融通中外,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以交往为本位,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在自主构建和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争取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     

话语建构与政党对外传播

政党对外传播,离不开有效的话语构建。政党对外传播的内容一般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异质性更强。相较于对内传播,政党对外传播还将面临不同规则和社会环境的约束,挑战也更大。在以往的政党对外传播中,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实践,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等成功理念,为我建构出一定的认同与权力,拓展了我国际空间。但总体而言,我政党传播受身份、权力结构等客观条件所限①,总体上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话语建构在政党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借我经济快速增长、实力相对提升的东风,传播中国话语,构建中国认同。     

平台战略：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

全球社会平台化的进程加速使得数字平台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传播资源由以往的传统媒体拓展到多平台、多主体,国际传播进入平台化传播的新阶段。面对重建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如何建设和利用全球数字平台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课题。我国迫切需要从国际传播的平台理念、平台内容、平台技术、平台渠道、平台规制及平台人才等方面发力,打造自主可控的新型数字平台,通过创新国际传播平台战略,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对话王晓辉：国际传播要久久为功 构建话语体系需多方协力

融媒体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社会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亟待从多层面增强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长期从事国际传播和外事翻译的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辑王晓辉聚焦翻译传播这一核心议题,围绕创新国际传播策略、提升翻译能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等热点难点问题展开阐述,提出对外传播需持续发力,文化翻译须重视共情性,政治话语翻译当体现严谨性,提升翻译能力要把好语言关,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是个系统工程。     

中央企业如何提升国际传播“五力”

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是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中央企业提升国际传播“五力”实践要求,要推动实现“五个转变”,即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从“讲好故事”向“有效传播”转变;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从“走出去”向“融进去”转变;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从“形象塑造”向“情感共鸣”转变;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阐释”转变;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从“借船出海”向“造船领航”转变。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思维与路径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首先要在优秀传统文化指向的元问题上破题,彰显元问题及其承载的元价值。唯有重建思想与问题、价值的联接,传统才能被真正激活、召唤和转化。在此基础上,尚应重构传统思想文化的逻辑体系,以避免对传统的阐释、推介流于表面化、碎片化,避免知识空转和话语内卷。有生机、可转化的传统,必然是可对话的传统。故应积极推动传统思想介入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对照、对话,实现在对话中转化,在互鉴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