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巫文化源流与创新之管见

本文对巫文化的命运、渊流及巫文化的大巫山基因和娱悦功能进行了考辨,通过对巫文化多向化流变的翻译解读,阐释其在当代的创新和构建.     

汉学需要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弘扬汉学,必须完成汉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文化上与时俱进,汉学上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在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上不断创新,从此意义而言,中外汉学家、尤其中国汉学家的共同使命,就是完成汉学现代化再出发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     

论道家之“道”

道家①的思想与修行实践，在汉学家们的许多著作中皆有所记述；此外，为数甚多用西方语言翻译的道家典籍，也已陆续问世。但是，虽然其中一些作品不乏值得重视的价值，然而它们并未充分揭示出中国思想文化中道家传统学说的真实意义。当代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对于道家...     

危机重重的中英文学翻译简

本刊2014年第一期《本期人物》栏目刊载《国际汉学家北京集结》一文,简要介绍活跃于当今国际汉学领域的翻译家、学者的学术简况及其在“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下称“座谈会”）的发言梗概,使读者对于国际汉学家群体有了概略性的了解与认知。我刊自本期开始,将在《中外学苑》栏目陆续选登“座谈会”部分与会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中医典籍文化推广瓶颈:隐喻性语言的解读与翻译

中医典籍向世界推广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之一是翻译,而翻译的关键是这些文献中隐喻性语言的解读。中医典籍语言最大特点是"取象比类",也就是隐喻性,中医典籍语言中暗设概念隐喻尤其是情感隐喻,而这没有得到阐释者和翻译者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倡导中医典籍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解决中医典籍文本语言的解读之困——较准确理解中医典籍语言里的各种概念隐喻和情感隐喻,以便更好地为翻译中医典籍文化的二语译者提供准确理解典籍的认知思维方法。     

近五年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

本文先按照文军、李培甲(2011)的研究思路,梳理了近五年来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然后再根据笔者的思考,将其分为四类研究:总括、语言、文学、文化。本文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局限于传统语言层面的研究,一边倒赞扬罗慕士的翻译,忽视非全译本的研究;国内的狂欢与国外的冷淡;并提出了比较文学立场的《三国演义》翻译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比较文学立场的翻译研究关注四个方面: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全译本与非全译本,邓罗与罗慕士,国内与国外。     

《道德经》中文化意象错位的成因及补偿策略

《道德经》的传播主要包括语内传播和语际传播,文化意象的错位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首先,《道德经》中的文化意象经历了历史空间的行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译者对文本的解读难免会因为时空的距离而产生文化意象的"失落"。这一点从各家对老学的注解可见一斑;其次,《道德经》中的文化意象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被省译、误译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外译过程中的文化意象错位有的是因为翻译底本的选择所造成的,有的则是因为文化意象的在异域文化中的空缺所致。总而言之,文化意象的错位大大影响了《道德经》的翻译文本质量和《道德经》的对内、对外的传播。梳理并分析《道德经》中的文化意象错位,既是文本传播的需要,也是翻译活动文化转向的必然趋势。     

从传统文化视角看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内涵

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其系统功能、特征均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中国文化与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诸多交点,两者均讲求"己"与"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均推崇宿命论、遗传决定论和环境造人的理念。在以往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国自然主义的学术讨论中,其研究主体往往是单向的、割裂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文学所折射出的文化之"异",而非文化之"同"。本文则力图去"异"存"同",对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消除文化隔阂,全方位地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纵深性和多元特征。     

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解读

作为翻译个体的辜鸿铭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部分,提出"挞西扬中"的文化观,来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终极文化理想。译者文化身份是"以民族性为立足点的文化中介者"。从翻译的选择与适应,对辜鸿铭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进行解析和探讨,以期望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主体的多重文化身份,纵深推进翻译研究。     

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当是国外汉学家简

在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播进程中,国外汉学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40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已被翻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无论袁同礼还是王尔敏的统计数字,都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尤其西方职业的汉学家。     

传统的误读与再造

19世纪末以来,反传统成为新文化及其激进运动的根本标志。当生存发展遭遇文化的尴尬时,弘扬传统成为必需。弘扬传统的实质,是重续传统,这需要重新理解传统并检讨对传统的误读:传统文化无所不在且与时共存,它内驻为民族国家生存奋进的方向并彰显其精神苦斗的整体风貌。反传统根源于喜新厌旧的人类本性,它生成建构起激进主义冲动、利己偏见和史实虚构这三种误读动机,形成对传统的历史性误读和异化性重建,其典型例子是汉代形成的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礼教,最终取代了孔学传统;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就是这种误读造成的结果。面对如此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要超越误读,这既需要开放视域,更需要重建方法。     

近年来的潮汕文化研究

潮汕文化是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周边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互相碰撞、竞争、渗透、融合,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有着鲜明的色彩和独特的个性,显示了重要的研究价值。著名国际汉学家饶宗颐教授说：“潮汕文化若干特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     

有关《华西教会新闻》出版时间与地点的考证

《华西教会新闻》是第一份由外国人在四川创办的英文刊物 ,该刊对研究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教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 ,长期以来它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甚至部分著作在介绍该刊时出现了史实的偏误。本文通过对《华西教会新闻》的解读 ,考察了该刊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 ,并澄清讹误。     

典故词语与历史文化

典故词语与历史文化王玉鼎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语言文字，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故事、名人掌故、典籍词语以及许许多多的民间神话传说。这些历史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从典故词语来源的四个方面，...     

出版时间与地点的考证

<华西教会新闻>是第一份由外国人在四川创办的英文刊物,该刊对研究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教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它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部分著作在介绍该刊时出现了史实的偏误.本文通过对<华西教会新闻>的解读,考察了该刊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并澄清讹误.     

关于典籍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李伟荣教授访谈录

正受访者: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伟荣采访者:西安航空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姜敏浩访问时间:2018年3月28日访问地点: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一、典籍翻译研究的当代价值姜敏浩:李教授,您好!有学者说"加强中译外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1)那么,典籍翻译研究作为中译外研究的一种,在当代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李伟荣:典籍翻译作为中译外研究的一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推动下显得越来越     

前苏联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概况

十月革命后,苏联世界文学出版社和《东方》杂志率先再版了译作《蒲松龄小说集》、《中国抒情诗选》等.特别是卫国战争后期,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中苏文化交流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对于潜心研究中国文学的苏联汉学家来说,这正是施展自己本领的大好时光.艾德林翻译出版了《白居易绝句四首》、《屈原诗词》.著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诗人基托维奇等人,也积极参与了翻译     

明人对元杂剧经典地位的建构

元杂剧不仅是元代文学的经典,也是中国戏剧的经典。在元杂剧的经典化历程中,明人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明人将本身并不完全成熟的元杂剧进行了改良、完善,通过体制的完善、漏洞的修复、情节的充实、宾白的填补、曲文的修润等五个方面,全面提升了元杂剧的文本质量。其次,明人编集的戏曲选本使得元杂剧得以良好的流传,并在选本编集中贯穿“宗元”意识,不仅促进了元杂剧的流播,更是建构了宗崇元杂剧的经典意识。尤其是宫廷曲选也对元杂剧的经典化进行着默认,这是本被小道视之的元杂剧最终能够确立经典地位的必要条件。第三,明人树立元杂剧作家为偶像符号,他们不仅高度推崇元杂剧的辉煌成就,而且把元杂剧作家与庄子、屈原、李白、苏轼等经典作家并提,进而把“元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树立为经典作家符号。第四,明人确立了元曲是元代“一代之文学”的思想观念,通过将元曲与唐诗等经典文学体式并列,确认其经典地位。元杂剧作为元曲的一部分,其经典地位也得以确立。     

国际汉学家北京集结

2013年12月3～4日,由中国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来自17个国家的21位知名汉学家同15位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杰出代表,围绕“文化交流：碰撞与交融,共性与差异”“中国当代作品译介”“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现状与发展”等议题深入研讨,揭示海外汉学现状,发掘汉学研究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座谈会取得了丰硕务实的成果。 本刊以此为契机,撷取与会中外学者之简历及精彩发言片段形成小像,以期管窥今日国际汉学家之群体形象,以飨读者。     

文化的异质性与汉学的全球化——德国汉学源流与未来全球化的中国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汉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使得双方的文化在交流中屡有碰撞、误解与冲突。对此,德国汉学家施寒微从西方学者的角度,针对国外汉学家“研究中无法完全消除偏见和抑制某些特殊目的”,提出以详细分析异同的方法分析中国,在充分理解不同价值体系后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国学专家刘东则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欣然接受汉学作品的颠覆性并时刻警惕这种异质性。新加坡学者黄靖从第三方的立场,批判西方学者以西方价值理念和政治偏见看待中国导致的不理解,同时提出汉学需要现代化的启蒙运动。无论创新研究方法,还是兼收并蓄的思路,抑或汉学的自我革新,对于中国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均具有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