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流域渤海人与辽政权的关系

渤海国灭亡以后,辽朝历代统治者对渤海人进行了多次迁徙,由于种种原因,辽河流域成为渤海人迁入的主要地区,并且形成了以上京临潢府和辽东地区为中心的两个定居区.被迁徙到辽代腹心上京地区的渤海人,由于受到较为严格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新王朝的顺从和认可;而被迁徙到辽东地区的渤海人,由于较为集中且距离辽本土较远,辽政权对其采取了相对比较宽松的政策,因此这一地区的渤海人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也进行了多次反辽斗争.     

新政权与旧官僚: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递嬗

无论是帝制时代的父死子继,还是革命所造成的政权倾覆,或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新旧政权的更迭,都必然会对新政府的人事构成产生影响。北伐后,大批具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在顺利实现政权更替的同时,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然新政权使用新官僚,是为当然之事。吊诡的是,对于北伐之后的新政权而言,旧官僚固然"旧",新官僚却似乎并不太"新"。这种"新旧杂糅,亦新亦旧"的现象虽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个新政权却未能在官僚的人事构成上展示其新的一面,从而为其迅速沦为旧政权埋下了伏笔。     

辽宋夏金政权历史地位辨

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呈现出辽宋夏金等多民族政权割据的局面,这些地方政权虽由不同民族建立,却皆以正统自居,承认自己是历史上某个朝代或某个政权的延朔,并多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文章主要以辽宋夏金割据一方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古代"中国"的含义和"夷夏"观念的演进进行分析,认为辽宋夏金政权皆属于历史时期的中国之范畴。     

辽代诗歌创作中的唐诗接受

辽代诗歌创作中的唐诗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在体裁运用上,辽诗直承唐而下,几乎唐代各种体裁诗皆备;二是从诗人而言,辽代诗歌创作多方面受容了白居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风,从诗作传统而言,则着重受容了唐人边塞诗传统和晚唐诗的影响.     

辽代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辽代金银器是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物的一支奇葩。早在距今3500年前这一地区就已出现金器,经过历代各民族的发展、创新,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并融入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因素而自成一体的发展序列。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被不同的民族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辽代时期,金银器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外来文化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代早、中期受唐文化、西方文化影响极深,金银器中表现出浓郁的唐代与西方风格。到辽代中期时,金银器开始出现宋文化的因素,晚期却完全宋化或从宋地输入,从而表现出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介绍

在辽代历史上，世家大族不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在经济上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住文化上和社会生活上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因而是认识辽代社会的重要社会群体。目前有关辽史的研究成果中，只有一些涉及到有关世家大族某些具体问题的成果问世。这些有关具体问题的成果，主要是考证某些世家大族的世系关系、研究某些世家大族在辽代政权中的地位或具体研究个案家族的发展状况。     

浅析辽代上京地区佛教发展特点

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所建立起来的多民族政权,所以其宗教信仰也呈现出契丹族本土原始宗教信仰与外来儒、佛、道三教相结合,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契丹族像许多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一样信仰萨满教,崇拜自然、图腾、祖先。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随着建国前后汉族、渤海等各民族人口的迁入,儒、佛、道三教也逐渐传播到了辽朝。神册三年（918年）五月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嘲。四年（919年）“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体现了统治者推行三教并立的政策,最终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局面。辽上京地区是契丹族的核心区域,在这一地区的儒、佛、道三教兴起相对较早,发展迅速。     

唐代金银工艺对辽代金银器的影响

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为辽、宋所代。由于辽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统治策略,早期金银工艺几乎完全承接了唐的风格,有些金银器可能就是唐的遗存。     

论辽代文物在锦州旅游业中的优势作用

本针对锦州地区旅游业发展比较滞后的现状，提出了改变这种状况所应注意的主要措施之一，即要认清地区旅游资源优势，并充分发挥优势，并在探讨锦州地区辽代物的成就、特色及在全国地位的基础上，提出辽代物即是锦州地区旅游资源优势，只有充分发挥０经们的作用，锦州旅游业才能迈上新台阶。     

辽代契丹人“祈禳”活动的形式、特点及其影响

辽代契丹人既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同时也敬拜佛被和道教，而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带有浓郁的时代和民族、地区特点的“祈禳”活动；（一）与“祭祀”形式有关的各种祈禳活动，（二）与占卜、禁忌有关的各种祈禳活动；（三）其它形式的祈禳活动，他们的祈禳活动特点是：走向制度化，趋向习俗化；构成多元化，他们的祈禳活动对辽当世和后世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甚至直到近现代还对我国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辽朝海军考述

辽朝建立初始,便是一个濒海国家。广阔的海岸地区,为辽人从事各种海事活动提供了基础,而源自宋朝与高丽等政权的海上威胁,则共同构成辽朝海军建立的内在因素。辽朝所属南京道、中京道、东京道设有数量不等的海军。海军在抵御宋朝、高丽侵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多次成功阻断高丽跨海与宋朝之间的通使活动。     

辽与后唐定州之战及其影响

辽朝与后唐的定州之战发生于辽太宗即位之后,是辽太宗践行武力入主中原政策的一次试探。定州之战的导火索是后唐王都的反叛,辽朝出兵援助王都进而引发了辽朝与后唐的武装冲突,最终以辽朝兵败而结束。辽朝兵败的原因有出兵非时、军队补给不稳定、中原人民的反抗、地形限制等多种因素。定州之战对辽朝与后唐政权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战后的辽朝与后唐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辽金文学的南北交融

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金代文学受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呈现出他自身的独特风格和特征。     

契丹统治下的汉人来源与分布

号称草原帝国的辽王朝,尽管其主体民族是契丹,但其人口的社会构成却是以汉族为多数。数量众多的辽属汉人在辽朝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考其来源,主要有本土固有、乱世流入和割地划归三种情况。     

论辽代散乐乐舞的酬神功能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在北方建立的一个统一政权,辽代散乐乐舞作为辽代最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是辽代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辽代散乐乐舞在辽代具有酬神祭祀功能。从众多考古散乐墓葬壁画还可以看出,墓葬壁画乐舞图与宗教礼仪存在着很大的联系,辽墓中之所以有大量散乐乐舞壁画出现,应当是当时宫廷和民间各种宗教祭祀用乐的真实写照。     

《辽史》与辽人语境中的契丹西楼

今本《辽史》有关契丹西楼的记载,以《太祖本纪》中保留的3条记录最为原始,故其史料价值独高。契丹西楼最早是指代辽朝初年行政中心所在的地域名称,而非特指某处或某组具体建筑。辽朝初年,其行政中心曾经有过一个由西楼到上京的历史发展过程。契丹西楼得名应该早于公元912年,神册三年（918）皇都建成后,在辽人语境中,西楼遂改称皇都。到了会同元年（938）十一月太宗诏改＂皇都为上京＂以后,皇都之称则又停废,从此直到辽亡,官方正式文献中始终都称上京。     

辽代丧葬礼俗举要——以辽代石刻资料为中心

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资料中，蕴含着十分珍贵的反映辽代丧葬礼俗的资料，这些石刻资料反映了辽人丧葬习俗中的“聚族而葬”、“堪舆因素”、“权殡厝葬”、“治丧官”、“结庐守陵”、“辍朝致哀”、“赙赠常式”等。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

道家思想引领了汉初的过秦思潮，继而取代法家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其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汉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也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和神化的诸多不相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