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例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历史上,宋代士大夫们与佛教有深厚渊源,以致学术史将宋代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称为“居士佛教”.着重从宋代士大夫们的代表——宰相入手,分析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影响.     

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宋代既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是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亟待加强。     

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探析

有宋一代,士大夫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在行为习惯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文化性格,体现出注重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与满足。宋代士大夫生活世俗化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士大夫优厚的待遇和最高统治者劝导臣僚“厚自娱乐”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注重利欲满足的本性密切相连;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贵贱无常趋势的增强,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行的儒佛道三教融通的思潮,也是宋代士大夫主活世俗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别号与心态——宋代士大夫心态研究之二

别号大盛于南宋。笔者认为,宋代士大夫取号之因不外仕途多艰、玩世不恭、追求理想、崇尚隐逸四种。其间折射出宋代士大夫对政治,社会的深深失望乃至于崇尚社会退避、崇尚道德、贪图山水之乐等心态。上述心态使得宋代士大夫丧失了管理国家的主观进取精神和能力,其所带给封建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封建国家走向衰落乃至灭亡。     

宋代咏史诗特点与宋代政治

两宋的政治环境影响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刨作题材和风格。同时,文人士大夫诗词也在无形中记录了两宋政治格局、政治事件的变迁。二者共同作用,使宋代咏史诗形成了焦虑忧患、沉浑凝重、好议论翻案、颇具现实性等特色。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

士大夫议政成为风气,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根据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道德观念,宋代士大夫议政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并不稳固。针对越职而言、出位而思的行为,宋人态度因时、因事、因人不尽相同,且经历了挑战、调整、重释。尽管越职而言始终被严格限制,但在道德激励、舆论同情、甚至君主包容下时有发生,而且制度中也保留了一定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至于出位而思,宋代士大夫通过学理上对"位"的再阐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伦理,使士大夫议政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可。     

《兰亭序》与宋代文人审美情趣

本文通过对宋代文人士大夫关于《兰亭序》收藏与研究状况的初步梳理,从帝王推崇、《兰亭序》的书法价值、雅集意义等几个方面,结合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时代背景,简要阐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主流趋向与归宿。     

宋朝士大夫"以法治国"观论析

宋朝士大夫主张厉行法治,倡导“以法治国”,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统治、稳定秩序,并且在法治实践的诸多领域中自觉践履、身体力行,为宋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南宋“自治”政策的形成

南宋建立后,士群体经历了三次战与和的政治选择。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以内治为核心的自治政策逐渐发展成熟。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日益形成,“江南自守”、“蓄力待时”的自治政策成为士阶层的主流意志,对南宋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看二程的伦理观

北宋理学家二程(程颢、程颐),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伦理传统,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被认为是对妇女地位的贬抑。事实上,二程此语,虽然是对妇女地位的一种消极的看法,但也充分表达了二程内心深处对妇女的期望。而从二程关于妇女的看法,也可以反映出北宋当时的社会伦理准则。     

“史学三裴”略论

我国历史上南朝的宋、齐之际,裴松之及其子駰、曾孙子野,分别撰《三国志注》、《史记集解》和《宋略》,以史学名世,被称为“史学三裴”。这是河东裴氏颇具特色的家学传统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     

性爱女神的复活--从杜丽娘的原型看《牡丹亭》的文化意义

《牡丹亭》以高唐神女为原型塑造主人公杜丽娘,在中国视"淫"为万恶之首的"无性文化"传统中,复活了性爱女神的形象,它以人欲的思考为切入口,批判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人类正常情欲的压抑,从而肯定和歌颂了人欲,代表了在几千年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性爱文明意识的觉醒.《牡丹亭》以其歌颂人欲和反对礼教的深度、力度和高度,标示着晚明社会个性解放思潮的高峰.     

宋本方昕《集事诗鉴》考论

宋人方昕的《集事诗鉴》是一部以宣扬封建家庭伦理美德为主要内容的咏史之作,与另一宋人袁采的《袁氏世范》合刊而流传至今。此集不仅在古代孝悌文化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认识意义,在版本文化等文献方面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情伦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家族伦理的颠覆、改造与回归——论1940-1960年代的红色英雄叙事

中国现代左翼文学赓续了新文化的传统,它对传统的家族伦理持批判的态度,秉持着传统伦理精神的家族英雄在革命的历史中被改造,最后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实遭遇改造的不仅仅是英雄,它包括整个的生活话语和生活秩序。但家族伦理却从没有真正地离场,在阶级神话的表述中,它以特有的形式重返革命话语场,并成为新的革命话语秩序的构成因素。     

论预防女性犯罪的伦理对策

本文从女性个人、家庭、社会等不同角度对女性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从伦理学角度提出了发扬传统优秀道德,加强道德教育;重构女性角色责任,塑造正确男女平等观念;构建新型家庭伦理,保护家庭中的女性;构建和谐社会,为女性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等预防女性犯罪的对策。     

宋元小说家话本“娱心”和“劝惩”功能的文体呈现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娱心”功能借助故作惊人之笔,使砌、韵文的插入等手段得以呈现;“劝惩”功能则表现在提倡忠孝信义,宣扬善恶有报以及佛道二教的出家修行思想,甚至超越了封建伦理的范围,对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进行了大胆批判,充分肯定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宋元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动向。     

宋代澶州晁氏家学试探

宋代澶州晁氏家族世代以翰墨为业，重视家族教育，善于垂训子弟；其子孙自幼勤奋好学，学有家法，以文学、经史传家，文献相承，形成了以“博”、“异”为文化特点的深厚家学传统；该传统为晁氏子弟的成长和晁氏家族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保障，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家族教育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