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党内贵族阶层”及“党内走资派”思想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毛泽东提出了警惕形成"党内贵族阶层"思想,并分析了"党内贵族"阶层产生原因及其危害。为了避免形成"党内贵族阶层",毛泽东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不幸的是,这一光辉思想到1965年竟然被演化为"党内走资派"。从防止"党内贵族阶层"到"形成""党内贵族阶层",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和深思。     

如何防止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

承认党有利益，会不会导致党追求既得利益，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又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担心，一些人才不愿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这里体现的忧党意识固然可嘉，但是，这种担心本身却缺乏依据，带有想当然的成份。     

透视“党内监督”

历经十三年的砥砺，备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务倒(试行)》颁布实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从此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瞿秋白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异同论

瞿秋白陈独秀的“党内合作”思想,既有相一致的地方,又有原则性的分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在中共要不要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统一战线,以及在国共合作中要不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等问题的认识上,瞿秋白陈独秀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并不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共产党人应当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怎样才能保持无产阶段政党的独立性等问题的认识上,却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     

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再认识

本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作了分析探讨，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以学习“以三个代表”为契机，狠抓党的作风建设

任何政党都有其作风.作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党的作风建设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如果说我们党在八十多年的辉煌历程中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的话,那么,作为执政党,尤其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就更加需要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这是时代对我们党提出的客观要求,是现实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课题,也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寄予的殷切希望.     

共产国际力主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对的情况下,之所以坚持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共产国际推行的东方革命战略来看,共产国际力图通过国共合作,以打击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而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又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第二,从共产国际特别是其代表马林对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的认识来看,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第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看,马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人加人各种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做法,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而且也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一把手”称谓与党内民主

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把党委书记称为“一把手”，或把党政负责人正职合称为“党政一把手”。笔者认为，把党委书记视为“一把手”，实际上就会形成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一把手体制。”     

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内合作”方式再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内合作”的方式,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了负面作用：一是体现了苏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二是它扰乱了共产党人的视线,不利于争取领导权;三是不利于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斗争,加大了幼年的党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四是不利于共产党集中主要精力发展革命武装     

从两个党内法规草案看“党内法规”概念的提出目的及初始意涵

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前后违反政治纪律和滥用党的纪律的种种表现,引起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警惕。针对王明的错误行为,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会议后制定了两个党内法规草案。一年之后,这两个党内法规草案成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三个党内法规的底稿,同时,毛泽东、刘少奇等在这次全会上提出“党内法规”概念。因此,王明是毛泽东等提出“党内法规”概念的直接和重要引发者。由于在“左”倾错误时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的很多同志受到错误纪律处分,也由于维护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需要,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党的纪律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使“党内法规”概念汲取了初步的“法意”。因此,创新“党内法规”概念,其目的不仅在于严格党内纪律,而且在于改进党内纪律。“党内法规”概念,最初就具有比学界一般认识更为丰富的意涵。     

论恽代英的“党内合作”思想

恽代英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主张各革命阶级大联合的国民革命。他认为要实现国民革命的联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就必须有一个纪律严密,主义明确的民族革命政党作为国民革命的行动中心。因此，他赞同和支持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并强调保持党的独立性和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以保证国共合作朝着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党内法规定位——兼与“党内法规是软法”商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在治国理政中的定位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逐步成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然而,学界对党内法规的定位问题仍莫衷一是,对党内法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软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成了党内法规作为法规范的属性,并对党内法规的制度定位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因其理论局限和逻辑悖论受到不少质疑。超越党内法规"软法论"的局限,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为党内法规科学定位,将党内法规定性为与国家法律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法规范,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论语》“巧言令色”之“令”训“善”探源－兼谈可训“善”的“令”“ ”“灵”“良”的关系

《论语》“巧言令色”中的“令”字，通常被训作“善”，但对于“令”字该词义的来源，学术界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在研究分析了传统训诂对于“令”的词源的观点之基础上，结合先秦语言实际，认为，训为“善”的“令”字实际是一个“本无其字”的假借字，其记录的词义确切地说是“形容人品貌，名望等的美好，或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敬称或对事物的美称，形容词。”同时，文章还辨析了可以训作“善”的“令”“ ”“灵”“良”几个字之间的关系。     

“担纲”≠“担任”或“承担”

“担纲”一词,各种辞书均未收,但出现频率相当高。从一些用例看,其意义应当是“担负主要责任”或“承担核心工作”。果真如此的话,下面几例中的“担纲”用得就不恰当了:     

“下乡”“下海”和“下岗”

当代流行三个词语,即“下乡”“下海”和“下岗”。它们是什么意思呢?“下乡”:到农村去。(《现代汉语词典》)“乡”是“下”的目的地。“下海”:①到海中去;②(渔民)到海上(捕鱼);③指业余戏曲演员成为职业演员;④旧指从事某些行业(如娼妓、舞女等);     

从“指点”到“指点指点”“指指点点”

我们先看三个例句: 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②师傅,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明白,请您帮我指点指点。③自从她丈夫入狱以后,无论她做什么,总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这三个例句,分别使用了三个词指点、指点指点、指指点点。从词形和词性上看,“指点”一词是由两个单音节动词A和B组成的并列式动词,     

区分“言”“语”“谓”

“言”“语”“谓”三个词是文言中出现较多的词。虽然它们都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但在具体的语境中,它们更多的是不同的意义和用法。这需要认真领会,准确区分。言 (一)作动词。1.“说”的意思。如:①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石钟山记》)②遂忍悲为汝言之(《与妻书》)③鲁肃独不言(《赤壁之战》)④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鸿门宴》)此句中的     

“多少”是“多”还是“少”

“多少”是一个常见的偏义复词。有时表“多”,有时表“少”,但“多少”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作为偏义复词的“多少”,其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有趣的过程。先秦汉语中,“多”“少”尚未凝固成词,都有实义,表多寡或数量的大小。例如:《管子-七法》:“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多少也,谓之计数。”《韩非子·五蠹》:“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救火”之“救”本是“止”

“救火”是古今常用词语。“救”在古代就有“止”义。“救”之“止”义保留至今。“救火”合乎语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