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揣着一个梦

<正>徜徉于历史的长河,偶尔捡起些"碎片",从中不难发现,凡成功之人都是从"心里揣着一个梦"开始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在名不见经传的时候,就在心里揣着一个梦。他揣着一个什么梦呢?他拜访清末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时,张之洞说:"持三字贴,见一品官,儒生安敢称兄弟。"孙中山对:"读千卷书,行万里路,布衣也可傲公侯。""布衣也可傲公侯"就是孙中山的梦。揣着这个梦,他开始了艰难的历程:建"兴中",组"同盟",倒"帝制",造"共和"。武昌城头的隆隆炮声、总统府     

我们班的“七品芝麻官”

“七品芝麻官”？这章一看就让人乐了，有勤奋好学的“门官”，知错就改的“领操官”，还有铁面无私的“菜官”。彭妹用细致的手法把“官爷们”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语言生动活泼，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这样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班级，谁能不爱呢？章结尾的情感抒发可谓水到渠成，令人回味啊！[编按]     

张之洞与辛亥革命

读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人们往往会产生疑问：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华南沿海地区，为什么辛亥革命却首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是起义策划重点的武汉爆发？为什么武昌起义在没有同盟会领导人指挥的情况下，一炮打响获得成功？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应黎元洪的邀请到达武汉，在游览张之洞的祠宇奥略楼时曾说过：“以南皮（张之洞是直隶即今河北南皮县人，时人称之为“张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也说过：“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的合作。”在清末中…     

孙中山智答张之洞

孙中山(1866-1925)从日本归国,途经武昌,想会见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他写了一张便条,让门卫传了进去。张之洞在条子上写道:“持三字贴,见一品     

张之洞买画

张之洞虽是晚清名臣，但长相确实不敢恭维，而且瘦弱矮小，怎么看都没有官样儿。 他刚接任湖广总督时，当地的一位画家画了一幅“三矮奇闻”的水彩画，这三个矮子，分别是张之洞和他的两个下属。画作完成后，画家公然把它挂在自己的画展上，以此聚敛人气。其他官员和百姓们听说后，纷纷赶来看画展，想一睹张之洞的“芳容”。这幅画极尽诙谐幽默之能事，将本来就长得寒碜的张之洞丑化得惨不忍睹，让人看后哑然失笑。不喜欢张之洞的人因此幸灾乐祸。     

事件

一位小学生的家长近来发现儿子情绪低落,原因是新学期“班干”换届时意外落选,而后该家长开始为孩子“跑官”,最终孩子如愿当上副班长.该家长称,担任班干部有利于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交际能力,所以付出点代价家长们也愿意.而不少学校为了解决人人都想当班干的局面,可谓费尽心思,有采用轮流值周当班干部的,有给班里增设“门官”“灯官”各式新“官职”的,还有的大费周章用“总统选举“的方式来选拔学生干部.     

联惊张之洞

光绪年间,孙中山出国留学归来,路过湖北武昌总督府, 想见见湖广总督张之洞,请他开设医院,为人民除病造福。走到门前,他便递上名片,上写:“学者求见之洞兄。”门官忙把     

“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和宝钢集团协办的“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10月28日至30日在宝钢宾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与会，就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和事业、孙中山对中国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方案和设想以及孙中山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有关中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案与设想，认为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比李鸿章、张之洞、康有…     

从同与超越--孙中山与张之洞教育思想之比较

张之洞和孙中山是中国年代史上两位名的人物，他们都十分重视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主张。通过对孙、张二人教育思想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孙中山在伦理道德教育、人才观、教学方法论、教育体制观等方面与张之洞有从同之外；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其教育思想有着鲜明的民主主义特质和对于封建教育观念的超越性。     

才华是自信的基础

清光绪年间，孙中山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有一次路过武昌总统府，想会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就让守门人传进去一张便条。     

外籍蜀官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治术的两端,并且由此产生“儒生”与“文吏”二类文官群体的分类。汉代中期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儒生、法吏并用,或者以儒术缘饰法术,此运作模式有利于帝国行政和大一统的思想控制。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郡国人,西汉外籍蜀官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带有“霸王道杂之”的色彩,使得地方基层社会逐渐被整合到国家秩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地方化”。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行事具有典型意义,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案例。     

西汉时期“文学”语意考辩

先秦时期的“文学”是指文字之学,即诗书礼乐等典籍.西汉时期,“文学”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也用来指代古籍文献,但更多的时候用来指代儒生和儒学;同时,文学既是官职名称,又是察举制的一科.在《史记》和《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如果指人更多的是指儒生,如果指书则更多的是指儒学.从两部史籍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看,文学成为儒生或者儒学的代名词是在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文学作为官职名称,自汉初以来就已经存在,州郡文学官的设立则是始于汉武帝时期.汉宣帝时期,文学作为察举的一科出现,此前,文学与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属于同一范畴,可以统称为贤良.     

孙文巧对入官府

青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想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他送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     

黎元洪与民初政坛的南北政争

黎元洪与孙中山、袁世凯并称“民初三巨头”,黎在南北政争中另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局势的发展,他首倡组建临时政府,为主促袁“逼官”,实际上与升中山步调一致。其后在定都与组阁之争中,他居中斡旋,息事宁人,客观上是抑南扬北,但与袁世凯并非同流合污。在此期间,黎氏尚能坚守共和立场,实属难能可贵,并因此得到孙中山的谅解和赞许。     

张之洞利用外资新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洋务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利用外资”的主张,并付诸于行动。对此,经济史学界过去一概视为“对外依赖”、“对外投降”,尤为甚者,还追加过“洋奴哲学”、“卖国求荣”等大帽子。近年来,不少论者对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和活动进行了重新评价,对于张之洞的利用外资思想和活动,一些论者已有所论及,但还不够深入和准确,因此,需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阐发和评判。一、张之洞从抵制外资到利用外资的思想转变     

对朱红灯起义的考察

在朱红灯起义时,毓贤等清流派当权,将镇压朱红灯的袁世敦等罢了官。《辛丑条约》之后,洋务派袁世凯、张之洞占了上风,袁世敦等又开复的原官,袁世凯、张之洞更是飞黄腾达了。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试析

戊戍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浸及冀、豫、晋、陕诸省。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出兵干涉。长江以南出现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在列强操纵下实行“东南互保”的分裂局面。清廷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其政权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于是,逃亡海外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皆乘机振作,活动频繁。     

怪味写手

走上班级领导岗位,是很多同学的人生理想之一。芝麻班就有不少这样的有趣现象。为了当上班里的芝麻官,全班66名同学在芝麻官竞选比赛上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一时间"烽烟四起",好不热闹。最后,每个人都争取到了一个芝麻官,有6名班长、16名课代表、16名各科兴趣小组组长,另外还设了花官、门官、黑板官、窗帘官等名目繁多的官衔,被评为芝麻国当年的十大趣事之一。     

“去佛礼儒”与“儒佛共存”——近世日本儒生《家礼》的丧、祭礼实践与身份认同

在佛教被官方制度化的近世日本,丧葬仪轨和祭祀礼仪无法摆脱佛教“寺请制度”的权威而实施。没有制度保障的儒生们通过《家礼》的阐释和实践,对丧、祭礼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以浅见斋为代表的儒生通过“去佛礼儒”礼仪路径,将“名分之守”和“爱敬之实”的儒礼思想播种于日本“水土”。以尾张崎门派中村习斋为代表的儒生则提出了不违背佛教现存礼仪,以“儒佛共存”的方式引导日本社会对《家礼》的受容。日本社会对《家礼》丧、祭礼的受容过程,是近世日本儒生以《家礼》为范本的他文化考察和儒学实践,其背后是近世儒生在缺乏治学入仕的途径下,在生命实践中进行儒学思想体认和“儒士”身份自我认同的实现。     

二十世纪初两种改革观之论战

本文对吴汝纶驳议张之洞“变法三疏”的文章进行了具体考案,指出吴汝纶在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整顿中法”与“采用西法”等问题上与张之洞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张之洞主张的改革不过是对封建制度的修补,而吴汝纶的改革观则具有民主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