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安徽地区的官学教育

元代在教育政策方面所作的调整,地方官、文人儒士等各阶层人士的主持和参与,都促进了安徽地区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官学的校舍、图书资料等设施和硬件建设得到改善;学田得到收复或增置,办学经费筹措顺利,学校运转正常;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日渐完善。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促使境内一些地区科举和文风的兴盛以及城乡社会风气的淳雅。     

论元代中央官学的双化教育制度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之一,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在教育方面实施既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又有利于维护本民族自尊的措施,体现了双化教育的特征,即既对学生进行汉族文化的教育,又对学生进行本民族文化的传授。此点在中央官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清代湖南地方官学藏书考

清代湖南地区有地方官学藏书近90处。藏书来源主要是明代官学藏书遗存、颁赐书籍、购置、接受捐赠、地方自刻等。地方官学藏书提供了生员教材，为官员施政提供了参考，保存了历朝上谕、地方献等，对于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唐代官学教材述略

唐代官学制度日臻成熟,官学的类型、层次及组织管理较为完备。官学教材与官学教育体制相适应,并保障官学教育活动的有效进行。两者共同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教育特点:由政治集权而带来官学教材的一统,尤其在儒学经学教材方面更为显著;课程设计的共同必修与专业分科选修促使教材的选用更具教育意义;各专科性质官学确定相关专门技术知识的教学内容,导致专业教材地位上升;伴随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官学教材传播海外,影响世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唐代官学教材典籍文化、培养人才及思想传承的历史贡献基调。     

曹魏时期中原地区官学的发展与延宕

三国乱世,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受风雨飘摇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官学教育也从整体上体现出发展延宕、时兴时废的状态。可以说,中原地区官学教育的兴衰正是当时封建王朝兴衰的晴雨表。     

近十年来宋代官学研究述评

系统完善的宋代官学成为宋代教育的一大特色。通过对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宋代官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宋代太学、国子监、地方官学、专业教育研究及宋代官学综合研究等方面。通过文献综述还发现研究中出现了研究深度不够、选题重复、学术影响力差、"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建议。     

宋代地方官学建校资金来源探究——侧重于对学记文本的分析

宋代掀起四次大规模的兴学高潮,地方州县学校遍及全国各地。文章通过对学记的分析,考察了宋代地方州县修建学校的资金来源,发现地方官学筹集资金是一个多渠道的方式:或朝廷和路级官府拨款,或州县官府自筹经费,或民间捐献。不同的州县有不同的筹款方式,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为官与为师——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

明清时期,地方儒学教师作为国家的文职官员,其出路问题不仅反映了政府及社会对地方儒学教师职业性质的认识,也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声望和教育教学质量,决定着地方儒学教师这一职业对已仕者和准备入仕者的吸引力,深刻地影响地方儒学教师的选拔。研究明清地方儒学教师的出路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教师职业的性质、社会地位及其发展历程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元代“社”制与儒学教化

“社”制是具有元代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其与儒学教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社”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社长的日常教化职责和“上通下达”的沟通职责,以及元代地方官以“社”为单位深入“社”内劝农、兴孝悌和办学校上。“社”制对于元代儒学教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恢复科举,对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考试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元素,这就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的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的优越性”的需求,两者在科举考试中均得到了满足。     

元代致仕制度相关问题探析

元代致仕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它经历了创建、发展到完善、定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世祖朝开始,一直到文宗时期才结束。元代官员致仕有其自身的原因,官员致仕后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等待遇。总体上,元代官员致仕执行得较为顺利。     

宋金时期陕西官学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分析

宋金时期陕西境内各地区官学规模大小不等,发展并不均衡。究其原因,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影响了学校分布的均衡性,受到战争不同程度的冲击形成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也造成了教育发展的不一致性,而地方官员的素质与情趣也是影响学校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

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学的历史要早于科举,其有一套较完备的制度,包括对入学者数量上的限定,但这和后来的科举名额制度还有很大的差别.科举制度产生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官学逐渐被整合到科举制度中,官学学额制度被科举制度接收.明代,举人、生员成为如同进士一样的终身功名身份之后,这种身份即成为一种社会性稀缺资源,由此生员的地位在历史上空前提高.明朝在万历年间开始按照"附学生员"名额,定期录取新生,在学生员却不毕业,之后生员人数大量增加,终于在其后形成了数量比较稳定的绅士阶层.科举学额制度保障社会资源有效、合理分配,其在明清时期表现出:控制总量、按照区域分配、兼顾特殊利益群体等特点.     

说“九儒十丐”和儒士儒学在元代的地位

“十年动乱”中,“臭老九”这个名词是家喻户晓的,盖指知识分子在那个革文化命的年代里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排行第九也。后来,读过一些史书的人发现,“老九”的座次碰巧古已有之,那就是元代。     

顺州庙学碑所见元代顺州儒学教育

北京地区现存两通与元代顺州庙学相关的石碑,记载了顺州儒学的相关信息。结合地方志资料,可以看到顺州庙学的修复扩建过程及学官、生员等问题。此外,碑文还反映出当时警巡院儒学、蒙古字学、阴阳学等情况。     

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合肥人余阙是元朝第一忠臣,为记元末合肥修建城墙撰写了《合肥修城记》。该文详细记录了元末合肥城墙的修建情况,描绘了宋元时期合肥良好的民风民俗,颂扬元末合肥地方官员懿德,道出他本人是合肥人及元代城墙修建政策的改变,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通过分析该文所含有的有关合肥的信息来揭示元末合肥社会实态,并用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全面论述了该文作为合肥历史文献的价值。     

元人姚绂生平事迹考略——兼论元代肃政廉访司及地方教育

姚绂为元人,但《元史》无传,诸方志、文集中亦无传记以述其生平者。现于永州地区,还存有姚绂题刻两通,一为榜书,一为诗刻,据其款识、诗跋,兼之资以文献,尚可知其生平之大略。就其宦历来看,姚绂多任肃政廉访司官,在任期间又多致力于学校。另外姚绂在巡按地方时,所作诗文亦多有可观。     

国家祭祀、地方统治与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渎祭祀

蒙元时代,岳镇海渎祭祀是较早被施行的汉地国家祭祀。岳镇海渎祭祀的一些固有特点,为朝廷统御地方、宣扬统治秩序提供了便利,因而岳镇海渎成为了蒙古朝廷统治汉地的一条纽带。在岳镇海渎祭祀的施行过程中,在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上,道士与儒士发挥着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官学教师的地位变迁

<正>中国教育源远流长,教师的存在也历时久远。中国古代官学由朝举办、管理,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官学两类,是王朝控制思想、培养人才、实施教育政策的主要场所,在教育上居正统地位。官学教师有些类似现在的公办教师,回     

论儒学在元代发展的新态势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在全国的统治,大力提倡各种宗教与儒学。传统儒学思想在元朝经历了初识、复兴与＂和会＂三个阶段。赵复、许衡、刘因、吴澄等人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于宋朝的理学思想逐渐向明朝阳明心学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