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小议

在去年阳朔出版研究年会上,宋原放同志率先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引起很大反响,探讨的文章也逐渐多了。重视出版理论研究的势头,肯定会方兴未艾。建国三十多年,我国出版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算得上十分丰富了。可是,正象不少同志谈到的,出版工作的理论研究确实比实践的步伐远为落后。人们对出版中某些问题的认识往往不尽一致,甚至众说纷纭,各执一端。这也反映了理论探讨不足的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十分及时,深得人心。最近听说出版领导机关正在着手筹建研究所,也     

关于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

自从我在首届出版研究年会上提出建立出版学的建议后,引起不少同志的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同志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思想的交流和观点的积累,对于出版理论的探索非常有益,使我受到启发,也受到鼓舞。现在,趁《出版与发行》创刊,愿借这个新的争鸣园地的一角,就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出版学是人类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出版学是一门以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个彼此独立、互相衔接的环节,以及出版事业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战略。出版管理体制是国家对出版事业的管理制度,出版事业的发展战略反映     

关于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

自从我在首次出版研究年会上提出建立出版学的建议后,引起不少同志的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同志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思想的交流和观点的积累,对于出版理论的探索非常有益,使我受到启发,也受到鼓舞。《编辑学刊》的编者希望我在该刊创刊之际,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我就趁此机会,初步地谈谈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出版学是人类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实践经验的     

韩国出版学教育的现状

韩国出版研究所事务局长金羲洛在《韩国的出版学教育的现状与教育课程的开发》长篇论文中指出,“进行出版学教育,首先必须从理论上确定关于出版的课题,因此,需要综览韩国出版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论文作者首先对“出版学研究”作了简要的历史回顾。文章说,1963年,安春根的《出版概论》和郑长澈的《编辑与校对》,分别作为出版方面的理论书和实务书被出版发行,之后,韩国开始了出版理论研究。1969年3月,韩国出版研究会成立,同年6月,韩国出版研究会发展为韩国出版学会,并开始发行学会刊物《出版学》。这是正式将出版作为一门学问研究的开始。出版学会的活动从1975年曾一时中断,1981年,中央大学设立了新闻广播大学院,其中有出版杂志专科,因此,学会的刊物得以继续出版。出版学会也随之再起,出版学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在谈到“出版学教育”时,作者说,韩国出版学教     

编辑理论研究与编辑学的建立

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出版工作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出版工作对于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作用日益增大,关于出版理论的研究已提上议事日程,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作为出版理论的重要内容的编辑理论的研究和作为出版学重要分支的编辑学的建立,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编辑理论研究与编辑学的建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三言五语可以说得清楚的。我这里只是根据自己几年来从事《编辑之友》编辑工作的实践,淡几点粗浅的意见。     

谁最早提出建立出版学编辑学

即将问世的编辑出版教材《出版学概论》,叙述了我国出版界人士与学者们提出建立出版学这一学科的过程。编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该书由袁亮同志主编。 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中国出版界第一次提出创立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1979年2—3月,国家出版局在北京连续召开编辑工作座谈会时,有些出版工作者提出:“编辑工作是一门专门学问”,要“通过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写出《编辑学》、《出版学》”,以“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促进出版工作的繁荣”。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时,有些出版者建议,要成立编辑出版学院,成立编辑科学     

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

深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概念的科学性。《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是作者积多年实际工作经验和对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考证,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文章以事实为依据,历史地、多角度地探索了“出版”一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同时对中外“出版”一词的内涵进行了比较,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还就出版学的性质、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建立社会主义编辑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关于“编辑学”的议论,并非自今日始。粉碎“四人帮”不久,就有同志在《出版工作》上发表文章,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出版界的注意。直到1983年11月,一位领导同志发表题为《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论文以后,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于是不少出版业务刊物先后展开了有关建立出版学和编辑学的讨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渐趋深化,益感迫切。时至今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编辑学不仅是必要的,而     

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

在中国,关于出版的研究受到人们的突出注意是在70年代末。1979年12月20日成立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章程,就规定了协会的任务之一是“开展出版业务研究和学术活动”。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定“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充实印刷技术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这个明确提出的政策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版研究已经呼之欲出了。出版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提出是1983年。从那时起的5年里,建立了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85年3月);上海编辑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出版学研究观察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极大地鼓舞了出版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国出版学的理论勇气、理论自觉和理论热情。学界认识到,建设领跑世界的出版学科,中国责无旁贷,也当仁不让。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成果丰硕,在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出版学理论、出版史、主题出版、数字出版、...     

范军：出版学理论体系中的“出版实务”应由“出版评论”代替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在《出版科学》发表文章说,出版评论应该是出版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作为学科层面的出版学研究应该是由出版理论、出版史和出版评论组成,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三个部分：出版理论、出版史和出版实务。把“出版实务”作为出版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科学的。所谓出版评论,是指以一定的出版观念、出版理论为指导,     

纵述发展 横陈变化 阐释理论 提示规律 袁亮《出版和出版学丛谈》一书受到业界关注

本刊讯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袁亮同志长期致力于出版理论研究,撰写了无数纵述发展,横陈变化,阐述理论,提示规律的出版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前几年出版他的力作《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出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以及他亲自组织编写的《出版学     

出版学应重视出版规律研究

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规律的研究。出版学研究中的不足与缺憾是十分明显的,对出版规律研究的忽视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像编辑学必须深入研究编辑规律（近十年来,编辑规律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受到编辑学界的持续关注）,出版学研究是无论如何绕不开出版规律的。出版规律应该是属于出版学框架中的基本概念,是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而现在的研究现状确实不能令人满意。     

韩国出版学会

与韩国其他出版行业协会相比,韩国出版学会成立的时间要晚一些,但从成立之初就立足于出版学的研究,在破除“出版无学”的传统观念上功莫大焉,因此被誉为韩国“出版学研究的重镇”。     

努力提高出版科研水平——为《出版与发行》公开发行而作

近几年来,研究出版方面理论问题的人,多起来了。有人探讨出版历史,有人总结出版经验,有人摸索编辑、发行、印刷等工作的规律,也有人研究出版工作的科学管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与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连续召开了几次出版理论问题研讨会,广大出版工作者热心探讨,写出了不少论文。这些论文已经编辑成书或在刊物上发表了。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有些同志认为,出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但是,对出版工作是否有学术问题,是否有理论问题,则抱有疑问。大家应该进一步研究,并遵循党的“百花齐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新视野、提出了新要求。文章在梳理和反思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正处于新的历史界标上。其中,“新时代”是历史方位,“中国特色”是空间向度。立足中国出版实践、面向国际出版视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出版发展的时代脉搏,回答出版学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则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路。     

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

对人类文明起着重要建设作用的出版活动、编辑工作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来深入探索的出版学和编辑学却是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学科。出版理论,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发达国家自本世纪初以来都有所探索,而“出版学”一词却由日本学者于1969年首先提出,“编辑学”一词则是40年代末中国学者的发明。     

从学科评估指标看出版学学科建设

近两年来,学科建设中的两项算得上是常规性的工作却引起了出版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甚至引起了一些躁动或些许兴奋.一是2020年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二是今年刚开始的“学科目录调整”工作.事实上,前者“第五轮学科评估”与出版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出版学不在学科目录之中,压根就没有参评的机会;后者“学科目录调整”倒是出版学人期盼已久之事,因为十年一次的机会对出版学来讲太过难得.从学科建设角度看,这两项工作不仅极其重要,而且还是密切相关的,出版学人关注它们自然有其道理.     

我国第一部初具理论特色和学科体系的教材《出版学概论》不久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国第一部初具理论特色和学科体系的《出版学概论》,最近经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的论证通过后,不久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由袁亮同志主编的《出版学概论》,是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教委列为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教材中的一种。 与国内外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这本教材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理论色彩较为浓厚,基本知识较为丰富。这本书对出版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如出版物、出版工作、出版系统、出版过程、出版管理、出版方针和出版原则、出版自由和出版法制等重要范畴,以及出版两重性     

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类图书出版概述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几年了。这四十几年中,我国的出版事业虽经风雨,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出版事业如插上了翅膀,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与此相适应,研究、总结出版经验、出版理论的“书之书”也日益增多,使编辑学、出版学等新兴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