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

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跨语言比较和考证是关键。对古代蒙古文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明代戏曲《葵花记》进行逐字逐句的跨语言比较,证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蒙古人主要翻译了《葵花记》的对白部分,省略了词曲,并在结尾部分增加了佛教本生故事内容,从而把戏曲《葵花记》转换成了小说。     

《西洋记》与普陀山及观音信仰考述

文章对明代长篇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中描述的普陀山和观音进行考述,认为该书把观音放在百回小说的开篇之首,观音信仰在《西洋记》中具有崇高地位。把《西洋记》与古代舟山方志相对照,《西洋记》中描述的普陀山,包括方位、地形、山名、寺院、景观、典故等等,都是与方志记载中的普陀山之实际情况,大致相符。     

朱辅非“南宋末年人”辨

宋代典籍中,正面提及“苗”这一族名者,惟朱熹之《记三苗》和朱辅之《溪蛮丛笑》。《记三苗》书成日已有定说。朱辅生平无确考,又小朱熹十多岁,《四库全书》遂定其为南宋末年人,世人则谓《溪蛮丛笑》袭《记三苗》而作。今考朱辅实南宋前期人。其《溪蛮丛笑》先于《记三苗》,殆《记三苗》承袭《溪蛮丛笑》之用例,则《四库》之论谬也。     

关于一条蹴鞠史料征引的订正

近年以来,看到不少有关中国古代蹴鞠的著述中,往往引用有《燕山丛录》(以下简称《丛录》)的一条记载:“显灵宫道士韩承义,工于蹴鞠,肩背腹膺皆可代足,兼应数敌皆给,自弄乃使鞠绕身不堕。”问题在于引用时多释为宋代事,有的甚至将它作为唐代事。这些误解不胫而走,流传较广,似有加以订正的必要。引起误解的缘由始作俑者应为清人陈梦雷等,他们奉康熙皇帝之命汇编了一部卷帙浩繁、无所不包的《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在该书第八百零二卷《蹴鞠部》中,引用了《丛录》的这一记载,并将其夹杂于所引《辽史》与《宋史》的史料之间。由于《集成》的体例是依朝代顺序编排资料的,因而造成了转引者多以为所记必是宋人之事的误解。     

《初学记卷十八·师第一》校勘记一则

《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撰,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保存了大量散逸的文献资料,可以用来校勘现存古籍中的一些错误,最大限度地恢复其本来面目。但现通行本——中华书局1962年1月版的《初学记》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以讹传讹,大大降低了这部书的文献价值。笔者在读《初学记卷十八·师第一》中郑玄事时发现讹文一处、脱文一处、倒文两处,记述如下。     

《搜神记》中异常身体书写的两种类型

干宝志怪作品《搜神记》中异常身体书写占据了全书五分之一的部分,这些丰富的异常身体书写元素在杂乱中表现出了某种秩序性。采用文献整理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将《搜神记》中全部的异常身体书写加以分类,可以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异常身体书写类型,根据这些异常身体书写的方式不同,可进一步得出《搜神记》中两种不同的志怪故事类型。这两种异常身体的书写研究是完全不同的。     

高明《琵琶记》的“动人”内涵及其价值

“动人”是高明《琵琶记》自觉追求的戏曲创作与审美观念。作品对其内涵展布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庸中之奇”叙述中自然而然感发接受者向“善”伦理意志;二是“布帛菽粟”题材与笔墨中传达丰富深刻内涵;三是“因文生事”中体现杰出“文才”。三方面内涵展布,体现出对戏曲文体传“奇”本质尊重、对“文”抒情特征与表现才能开发、对经史传统征实尚用重教“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观念继承、对读者与观众审美情趣自觉迎合。这三方面展布,使《琵琶记》形成非同凡响格调,促成它“经典”地位确立。以《琵琶记》“动人”内涵展布成功为借镜,可为当今文学创作提供有益价值资源。     

《琵琶记》的二重性再探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且在明清时期受到广泛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琵琶记》宣扬了"子孝与妻贤"的封建礼教。在《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中高明就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即"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和"只看子孝与妻贤"。然而,高明在宣扬封建礼教的同时,也对封建社会有所批判;在塑造"全忠全孝"的蔡伯喈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物的悲剧性;还有"忠"与"孝"的矛盾,"理"与"情"的冲突。《琵琶记》在这几方面表现出了二重性。     

关于汤显祖英译《邯郸记》的研究

《邯郸记》是中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剧本实际上表达了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理想的破灭,展现了现世的荒谬和人生的虚无。后代各个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给予了《邯郸记》高度评价。本文将针对英译的《邯郸记》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探讨。     

《燕山外史》的创作动机及形式研究

清代陈球写作骈体小说《燕山外史》可以视为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从章法看,其使用了许多连词,有利于文章的连贯;以对仗而言,《燕山外史》不仅全篇对仗种类多样,即便是某一章节,作者也精心安排,对仗句型显得多样,全篇三万余言阅读起来没有板滞之感,这是其对仗的成就。     

广府文化在唐涤生改编剧中的艺术呈现

粤剧作为广府文化的意义载体,体现了广府文化多元兼容、感性世俗与务实持重的文化内涵。唐涤生的六部改编剧《六月雪》《牡丹亭惊梦》《蝶影红梨记》《帝女花》《紫钗记》《再世红梅记》至今仍盛演不衰,很大程度是因为这六部剧体现了广府文化内涵。唐氏六部改编剧在本地方言、粤剧音乐、脚色行当和舞台布置等四个方面,展现了粤剧艺术的广府文化之美。     

论王安忆上海书写的转变：从《长恨歌》到《考工记》

王安忆新作《考工记》被直接称为"《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转。"两部小说通过"一人一城"的模式,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上海的生活图景,展示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但《考工记》几乎从《长恨歌》的对立面结构文本,转变叙述视点、性别视域和叙述重心。采用男性视角切入文本,以动态的目光作为观看城市的视点,将叙述重心转向器物,以呈现不同的市民性格和生活细节。《考工记》超越读者阅读期待,打破上海的刻板印象,并在人/宅的坚守故事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新高度。     

浅析夏鼐本《真腊风土记校注》的文献学体例

《真腊风土记校注》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元人周达观所作的《真腊风土记》一书及其各中外研究本进行对比、考证后所作的一个补充完善本。着眼于夏鼐对《真腊风土记》一书所进行的的校勘、注释工作,本人从古籍整理的角度出发,对其原文以外的文献学部分进行归纳、总结,进而一窥夏鼐先生独到的治学方法。     

试论蕴藏在当代小说中的文学典型

以当代影视小说《蜗居》中的海萍,《老大的幸福》中的老大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的杜拉拉形象为例,试用文学典型的内涵和特点,论述分析蕴藏在当代小说中典型的塑造和意义。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感伤的旅行——论余华长篇小说中的感伤情结

长期以来,余华的作品都是源自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到了90年代,余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渐渐趋向缓和,他的民间情怀主宰了此时期的小说创作。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生存、生命过程的关注和思索,温情中夹带着浓浓的感伤情结,成为余华90年代小说的重要特征。本文主要讨论余华90年代的小说,特别是代表其文坛成就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雪桥诗话》中的掌故史料及其特点管窥

《雪桥诗话》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掌故史料,这些史料丰富多样,且重八旗掌故辑录、重记人记事。此外,《雪桥诗话》体现了以人存史、以事存史、文史互证的特点。     

《后汉书》校勘记献疑一则

《后汉书·何进传》“进弟河(中华书局校勘记误为何)南尹苗”句,中华书局校勘记云:“殿本《考证》谓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异父兄’。按李慈铭谓何后本屠家,其父早死,舞阳君改适朱氏,生苗,及何氏贵,苗亦冒姓何氏,幸《续志》偶存其本姓耳。苗与进固非一姓,故进之部将疑其同谋杀进,遂报杀苗也。”又《五行志二》“皇后兄何进、异父兄朱苗皆为将军”句,校勘记:“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灵帝纪》及《何后纪》皆称何苗,苗本姓朱,惟见于此。此称异父兄而前卷称同母弟,亦小异。”校勘记及所引材料辨析不甚明了,试以正之。按何苗本姓朱…     

《登科记考》纠谬四则

1.《记考》卷11大历十年进士著录“卢士阅”,按《千唐志》咸通二年《砀山令郑纪故卢氏夫人墓志》云:“夫人皇考讳士阅。建中之际,以秀才升第,位至使府监察。”《墓志》记士阅登第在“建中之际”,非是大历十年,当依《墓志》为准。2.《记考》卷21开成二年进士著录“沈黄中”,编者徐松于此年下又引《云溪友议》云:“高锴司贡籍,……商锴先进五人诗,奏曰:‘臣锴昨日奉宣进止,令将进士所试诗赋进来者。……其次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臣与第三人’。”按《千唐志》大中十二年《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中黄墓志》云:“讳中黄,字中美,本吴兴人。……乡荐神州,名在殊等,贡于有司,第登甲科。宗伯高公锴疏青蒲曰:‘沈某所试《琴瑟合奏赋》,有似《文选》雪赋、月赋,臣与第三人’。”又《千唐志》大中八年《登封县令吴兴沈师黄墓志》亦题“仲兄中黄撰,仲弟佐黄书”。《元和姓纂》卷七吴兴沈氏亦云:“中黄,大理司直。”由此可证《记考》之“沈黄中”     

论《绛纱记》的自叙性及悲剧意蕴

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兼私生子,《绛纱记》是苏曼殊第一次尝试写作的短篇小说。从文本中＂糖＂的意象以及他对于女性、对于爱的独特抒写中,可看出《绛纱记》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言情小说,还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一个投影。苏曼殊赋予这些爱情悲剧以本体上的意义,具有明显的自叙性,它揭示出作者的痛苦与挣扎,也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切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