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1年国民政府对美外交述论

在1938-1941年间,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抗日,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以美国为主要求援对象,是其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局势发展趋势正确判断的结果.     

1938-1941年国民政府对美外交述论

在1938-1941年间,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抗日,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以美国为主要求援对象,是其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局势发展趋势正确判断的结果。     

一二·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改变此前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解决方针。一方面,以一定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抗日,但将之限定在一定的、局部的范围;与此同时,又积极通过国联及英美等大国的斡旋,争取双方停战和日本撤兵。在交涉中,最初力图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中方只得接受“沪事单独解决”的方案。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论战后国民政府的"美债"与"美援"

抗战胜利后，美国和国民政府为了各自的需要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国民政府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美债”和“美援”，“美援”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而美国通过这种援助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控制。但所有这些“美债”和“美援”，却无法挽救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崩溃。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普京时期俄罗斯对美外交的战略取向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重新界定其国际地位，调整外交战略，对美外交出现新思维。鉴于俄美实力不等的事实．基于立足国内发展的主导思想、融入国际体系的目的、复兴大国地位的战略需求，俄罗斯都需要对俄美关系有新认识。由此，俄罗斯对发展俄美关系的战略设想及行为准则出现重大转变，务实及寻求与美国合作成为普京对美政策的主流。     

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美外交

中国对美外交的成功,较集中体现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安全合作和经贸等关系;在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中妥善处理台湾和人权等障碍问题。中国外交的成功显示了中国外交理论的成熟,即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关系的依据;坚持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坚持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     

冷战后欧盟的对美战略

欧美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力量。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快速发展和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欧盟不断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公开挑战美国单极世界图谋。欧美矛盾的加剧，势必牵动全局，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欧盟对美战略，对于正确处理大国关系，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井陉煤矿述略

井陉煤矿是华北地区的重要煤矿之一,抗战时期曾被日军侵占开采了8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即命有关部门接收井陉煤矿。先是由国民党第一战区先遣军司令侯如墉率新编第五军第十二旅就近接收;之后又被河北省党政接收委员会接收;1946年初,蒋介石电令河北省当局,井陉煤矿由经济部接收,然后交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合办。整个接收过程漫长繁杂,机构重叠。     

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亲日”外交透视

1933年《塘沽协定》签署后,国民政府响应日本的“户田外交”,采取了“亲日”的外交政策。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内政外交困境,更为了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需要,以及想借此求得一个暂时的苟安局面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国民政府“亲日”外交所导致的是中国华北主权的逐步丧失与中日两国关系的更趋恶化。     

论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禁烟与外交

近代中国,烟毒泛滥,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备受责难和讥讽。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渐趋严厉,但租界及治外法权仍是制约禁烟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试图利用禁烟收回民族利权,此举措虽未获成功,但国家形象却大为好转,国际地位亦明显提高,并成功地使日本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     

国民政府对盟国在反法西斯战略上的外交策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国际上频频向盟国展开外交攻关,极力争取盟国采取"先亚后欧"的战略,先打败日本,再解决德国。这一外交努力虽然失败,但也反映了蒋介石的外交动机,首先是要为日后反共保存实力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考量,但同时的确有维护中国利益的考虑。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冷战后欧盟的对美战略

欧美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力量。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快速发展和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欧盟不断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公开挑战美国单极世界图谋。欧美矛盾的加剧,势必牵动全局,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欧盟对美战略,对于正确处理大国关系,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射日:太平洋战争前美日海权冲突及美国海军对日备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日海权在太平洋上发生了激烈碰撞。随着美日海权角逐的激烈化,双方海军的军备竞赛也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美国海军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思路,即以日本为假想敌,加强海军整建、舰队演习及战略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临纳粹攻势,美国全球战略虽然调整为"先德后日",但对日本的备战却从未停止。然而就在战争前夕,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形势预判出现了重大失误,这导致美国面对日本的最初攻势难以招架。尽管如此,半个世纪之久的战略筹谋及军备积累仍为美国最终夺取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经历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妥协退让,到"华北事变"的强硬、"七七事变"的联共抗日,再到相持阶段的避战自保、消极抗战演变过程.     

简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并进行战争赔偿,盟国成立了远东委员会专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国民政府积极参加对日索赔工作,并为成功实现索赔做了许多准备和努力。但由于战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对日索赔工作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加上远东委员会各国在各自应该获得的赔偿比率以及日本的工业水准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索赔工作进展缓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提出并实施了“先期拆迁赔偿”方案,通过该方案,国民政府先后从日本运回了三批物资,但这与中国在抗战中的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49年5月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以及中国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美国终止了“先期拆迁赔偿”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