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方法漫谈

回顾近千年来苏轼学术史的发展,在苏轼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也形成了不少研究苏轼的有效方法。我们今天研究苏轼,应该总结苏轼自己是怎样治学和创作的,用苏轼采用的一些研究问题的方法来反观苏轼,似乎也是一种富于启迪性的借鉴。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观察和评价人物的方法以及“厚积薄发”研究法,都对我们深入苏轼研究、提升研究水平,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果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苏轼研究述略

二十一世纪以来,苏轼研究依然是韩国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自2000年到2019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介绍苏轼生平和阐释苏轼诗词的专著有18部,以苏轼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有105篇,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有106篇之多,涉及到苏轼的思想和生平,苏轼诗词的内容及风格,苏轼诗词的诗歌意象,朝鲜文人对苏轼的接受与传播,苏轼诗词与中朝文人作品比较研究等多个领域。现将这一时期韩国苏轼研究的情况作一大致介绍和说明,并对这一时期韩国的苏轼研究进行简单的述评和展望,以期给国内的苏轼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

苏轼与章惇都是北宋的政治家,二人早年交好,章惇曾给予苏轼不少的帮助,在苏轼身处逆境时也能援之以手。后来两人交恶,章惇对苏轼恨入骨髓,直欲置之于死地。究其原因,固然出自章惇的一种阴暗心理,但也与苏轼出言无忌的直率性格有关。苏轼与章惇交恶,也是北宋新旧两党争斗的反映,在这种大背景下,必然会有牺牲品。苏轼和章惇深陷党争之中,不可避免地酿成人生悲剧。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苏轼与李之仪

本文梳理苏轼与李之仪相识相知的过程。文章认为熙宁年间,李之仪因仰慕苏轼品高、才高、博学而与苏结识,是苏、李二人由相识到初步相知的时期;元桔年间二人相互交往甚多,在品画评诗中互相切蹉,亦师亦友,尤其是苏轼定州任上,二人交往甚密,志同道合,是谓挚友;绍圣、元符间,虽因苏轼之累,之仪也在艰难中,但李仍时时系念苏轼,至到苏轼获赦北归,复以诗歌酬和。李之仪在传播苏轼著述、弘扬苏轼品格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是苏门学士中于此最得力者。     

韩国古代李睟光的苏轼哲学思想批判探析

朝鲜朝中期的文坛,创作思想与文论观点开始弃宋而转入于唐。在这样的大的文学思潮转变过程中,李睟光的苏轼批判是这一文学思潮转变的代表性标志。苏轼所关注的问题是从哲学思想入手,探讨文艺观的问题,而李睟光对苏轼的误读,是将苏轼的文艺思想重新纳入哲学思想,从全面承纳程理学的角度,借阐释苏轼文艺观来批判苏轼哲学思想的。     

苏轼与李之仪

本文梳理苏轼与李之仪相识相知的过程。文章认为熙宁年间,李之仪因仰慕苏轼品高、才高、博学而与苏结识,是苏、李二人由相识到初步相知的时期;元祐年间二人相互交往甚多,在品画评诗中互相切蹉,亦师亦友,尤其是苏轼定州任上,二人交往甚密,志同道合,是谓挚友;绍圣、元符间,虽因苏轼之累,之仪也在艰难中,但李仍时时系念苏轼,至到苏轼获赦北归,复以诗歌酬和。李之仪在传播苏轼著述、弘扬苏轼品格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是苏门学士中于此最得力者。     

苏轼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于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日在河南平顶山市召开了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对近年来苏轼研究的评价与会者普遍认为,近年来苏轼研究成绩是显著的。不过对苏轼的散文的研究,同苏轼诗词及其生平事迹的研究相比,差距甚大。苏轼诗词均有很多注本,并有大量从宏观与微观角度研究的论文,而苏轼散文研究多停留在微观研究上,许多论文仅是赏析其名篇,至今还没有苏轼散文的完整注本,应当引起重视。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苏轼词风新论

关于苏轼的词风，历来说法不一。但从古至今，很多学者皆认为苏轼是豪放派词人。其实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本文从苏轼对词的认识着手，系统地分析了苏轼的豪放词、婉约词，从而得出苏轼是多种词风兼具的词人，以求人们对苏轼的词有一个全面的、崭新的认识。     

试论苏轼的排佛

苏轼的一生受到儒、释、道等多种思想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苏轼是信奉佛教的居士。本文通过对苏轼作品以及宋代笔记小说等史料的分析,证明苏轼不仅不是居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排佛的。     

论苏轼不善饮酒的原因

苏轼的作品经常写酒,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苏轼好酒,且酒量一定很大。而事实上苏轼不善饮酒,甚至有台湾学者考证出苏轼的酒量十分小。苏轼不善饮酒的原因至今尚无人论及,但从其文集中可找到相关线索,归纳起来,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受遗传因素影响,其父苏洵不善饮酒;二是苏轼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如痔疮、肺病,限制他了饮酒。     

苏轼“最善少游”探赜

苏轼是北宋中叶文坛领袖,他重视奖掖和提拔人才。在苏门作家中,秦观最得苏轼垂青,得到苏轼的帮助最多,他自与苏轼订交后,人生之路便与苏轼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俱荣俱损。何以苏轼于“苏门四学士”中“最善少游”,主要是因为秦观才学出众,二人脾气相投,因而心神交契。     

起衰济溺韩昌黎——解读苏轼话语体系中的韩愈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历代争议的一个焦点。在思想方面,苏轼肯定了韩愈的崇儒排佛和复古道,但又批评了韩愈的学风不纯;在品行方面,苏轼高度肯定了韩愈的＂忠勇＂,但又对韩愈那种热衷于功名利禄的求官作风表示了不满;在诗文方面,苏轼突破了文道合一的传统模式,高度肯定了韩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远过于贬的。苏轼尊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当然,苏轼的人生际遇也影响着他对韩愈的评价。     

苏轼《海市》诗对韩愈的同情和误解辨

变用典故是苏轼诗歌用典的特色之一,对于这一特色,研究者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并常常因此而误解苏轼。苏轼在登州任上写下的《海市》诗,后世学者认为存在对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的两点误解:一是对韩愈南迁经历的失考,一是对韩愈诗中“正直”的理解错误。笔者经过考辨,认为苏轼并未误解韩愈,是后人误解了苏轼。     

也谈苏轼的幸与不幸

苏轼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立足于政治文化视野,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苏轼是幸运的：他不仅是＂科举社会＂的成功者,而且是求仁得仁的党锢清流。至于其不幸,只不过是贬谪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遭际的一个样本：士大夫之被贬谪,不是自苏轼始,也不是至苏轼终;就士大夫受处罚的程度而言,苏轼既非空前,更非绝后。因此,不宜诉诸道德主义情绪将其放大。     

苏轼惠州时期书法观念研究

苏轼谪居惠州是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在书法观念上，苏轼惠州时期的书法观念是其“尚意”书法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苏轼对黄庭坚草书变法的认可，体现着苏轼主张在“学古”的基础上“自出新意”的创作观念。苏轼在惠州关于酒对书法的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苏轼醉后作书能让自己心手两忘，达到“醉笔得天全”的境界。除此之外，苏轼对颜真卿《争座位帖》的题跋，体现着苏轼“入晋人之室”与“知人论世”的书法审美观。     

浅论苏轼词的婉约风格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苏轼。     

关于苏轼论韩愈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人们争议较大的。因为苏轼对韩愈既有很高的赞誉,又有很尖锐的批评。本文探讨了苏轼对韩愈在为人、为文、为学等方面的评价,并进而审视了苏轼的儒学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