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问:商代何以称商?答:关于商代名称的来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然而,前不久曾有一种说法:商代之所以称商,是根据商品之"商"来取名的(见《商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版,第26页).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很有提出商榷之必要.商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商朝之所以称"商",系来源于商族之商.那么,商族之"商"又来源于什么呢?我认为:商族之"商"来源于商族之始祖居住的地名.这就是说,"商"这一名称先由地名成为部族名,进而成为国名.理由大体如下:其一,早在商汤灭夏之前,商部落就居住在黄河下游商地.《史记·殷本纪》中曾记载:"殷契,……封于商."可见,"商"是指地名而言.而这     

商代内婚说驳议

近年来,有些学者屡屡提及所谓商代外婚与内婚并行的说法。我们认为,所谓商代女性不著姓的说法,并非确凿无疑;说商的后裔宋国有内婚的现象发生,就断言其为商的遗制,未免片面;从甲骨文的个别资料论证商代内婚制的做法,也很难成立。从甲骨卜辞中看到了商代外＂取＂和＂氐＂女的证据;考古资料中除了前引资料中所言男女合葬墓中女子手脚被捆绑的＂取＂来证据外,还有证据表明男女的族属差异。因此,从婚姻角度来说,商代已盛行男娶女嫁,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是外婚制,而非内婚制。     

从考古发现看商族势力的消长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整个商族的文化遗存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内涵具有较大差异,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相应的展、缩态势;对照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商族势力在不同时期消长迥异,先后经历了兴起、扩张、调整、极盛、消融几个不同阶段。因此,体现不同时期商族势力的商代疆域也不宜一概而论。     

帝丘与殷商文化源流

"帝丘"和"商丘"这两个地名自古就有,在诸多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研究夏商周历史不可避免地都要接触到这两个重要地名。商族的先公相土和商代的始王汤都曾居于商丘,说明商丘和先商时期商部族的迁徙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许多人认为,商丘是现在商丘县的前身,但根据《左传》《水经注》《艺文类聚》等书的记载,古籍中的商丘应该是指古帝丘即今天的濮阳地区。因此,濮阳与殷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先秦经济史研究新成果撮述

近年来,先秦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我们仅就所见,对其中的部分成果简要撮述如下: 一、关于商周经济史的研究在专论商代土地制度的文章中,王贵民《就甲骨文所见试说商代的王室田庄》(《中国史研究》1980年3期)从卜辞资料说明商王室有它设在王畿与其他地区的直属农田,令官吏或亲自督率生产,并认为此即商代的王室田庄,因处于奴隶制时代,统治者可以用田庄集体劳动方式下来取得收入。文章从分析涉及王室垦田活动的卜辞,提出商王室田庄形成的途径之一是征服与掠取异族土地、奴役他族人民为之开垦,耕种,另一种途径是在商王国辖区内不断强行扩大田庄,移民定居。这表明商王朝已经确立了全国最高的土地所有权。     

先商时期商人婚姻制度的变迁

先商时期，商人的婚姻制度之沿革当经历了三个阶段：简狄时期及其以前实行对偶婚制；契至上甲微时期实行父系外婚制，这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式；上甲微以降，商人则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     

商丘、帝丘非一地考——古“商丘”论稿之一

“商丘”和“帝丘”,是研究夏商周历史都要接触到的两个重要地名。《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尚书·胤征》伪孔传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相土是商族的先公,汤为商代的始王,都曾居于商丘,说明此处与先商时期商部族的迁徙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夏王朝太康失国,其弟仲康之子帝相逃亡到帝丘(事见《帝王世纪》等书)。春秋时,卫成公因受狄人的威迫也     

论新中国婚姻财产制的历史变迁及价值转向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财产制是一般共同制,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极为广泛;1980年《婚姻法》排除了1950年《婚姻法》的夫妻婚前财产共同制;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及其后的三个司法解释逐步完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向分别财产制的价值转向。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对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倚重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也体现了司法实践的诉求,对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前景有着特殊的影响。     

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

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商代的羌看作一个民族,并且把商代的羌同秦汉以后的羌看作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这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如众所知,《诗经·商颂》在歌颂商族先祖时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尚书·牧誓》篇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参加联军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甲骨卜辞中有羌方、马羌、北羌和伐羌获羌、以羌为牺牲、用羌耕牧狩猎等等记录。无可置疑,商代确有羌的存在,而且商代的羌是不属于商族的一部分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商代所谓的羌是不是一个民族。     

“诗”三体平议(续)

3 《雅》、《颂》一百四十篇,《鲁颂》四篇,文词虽有可取但华而不实,朱熹以为是“《颂》之僭者”。商颂五篇,是宋君祭祀祖先的乐歌,《玄鸟》、《长发》颂说契诞生、商族的发祥、成汤建国和武丁中兴的功业,是宋人加工过的商族史诗片断,可以补充甲骨文字的不足,比较祥细的记录了商族前期中期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与《周颂》和《雅》诗中的一些篇章比较,更可以看出商、周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哲学思想不同的特点。本章着重联系周族的社会政治生活看《雅》《颂》的题材和主题,为了叙述的方便,只就《周颂》三十一篇、《大雅》三十一篇和     

创造性教学与继承性教学的比较

本概括阐述了创造性教学与继承性教学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对两种教学模式作了具体的比较，最后指出由继承性教学转向创造性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民间音乐:"保存"与"传承"的话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九届年会暨侗族大歌研讨会引发的学理追问

2002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暨侗族大歌研讨会引发了民间音乐的“保存”与“传承”话题，本文认为“保存”措施只是有选择的小范围内的方式，而“传承”策略则可以是民族地区甚至是社会各界的群体行为。     

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浅论

立足于出土文献流传视角,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可分为二类：战国前各类文献皆未见的新出本义和战国前传世文献已见的准新出本义。这些本义数量少,使用频率低。战国前出土文献的局部面世和文献内容的字义选择,造成了这种本义呈现的滞后现象。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

提出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最核心的教育改革,改革传统的继承型、接受型教学模式。要遵循创新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大力推行研究型教学模式。     

先生伟绩传青史万古民怀逐鳄恩--也谈韩愈寓潮功绩

韩愈寓潮八个月,驱鳄鱼,兴教化,释奴婢,功绩卓著,爱民及物,棠荫百姓,庙食千秋。文章对其寓潮功绩及影响进行了再论述。     

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诸多因素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母语、年龄、个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等因素与习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这些变量都对第二语言学习行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研究者们却对影响的类别和程度持不同的观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是一门新的学科,人类对任何新学科的认识总是呈现动态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对以往的研究发现不要盲目接受,而应持审慎和批评的态度。     

试析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

中国自古以来在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指导下,以追求本国利益为宗旨,兼顾道义的原则。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走出了新时期我国务实、和平外交之路,既维护了本国的利益,又能和平、和睦、和谐地与各国相处,是对古代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王国维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释证文献,建立古史体系。＂二重证据法＂不是虚玄的历史哲学,而是切实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能否定。当代简帛佚籍研究出现了盲信出土文献的现象,实乃未能很好地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王氏强调＂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这正是当代学者正确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论高级认知系统的模块性--对J·福多"中心系统的非模块性"论证的反驳

福多关于"中心系统的非模块性"的论证--因为它们是领域非特殊性和信息非封闭的--是错误的.高级认知系统(思维、推理等)的加工并不需要整合所有或每一领域的信息,因而它可以是领域特殊性的;又由于它彼此不依赖其他领域的信息而独立加工,因而体现出信息封闭的特征;它也具有对应的神经机制.大量实验证据支持高级认知系统是模块性的这一结论.     

中国学位制度实施三十年：回顾与总结

1981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具有法治保障意义的学位制度正式建立。三十年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从起步到发展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为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与总结三十年改革与发展经验,对于实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