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研究之一

“工农兵诗歌”创作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想象方式经历了“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两个阶段,这两种想象方式使“工农兵”形象趋于“符号化”并最终走向“完型化”。透过诗人想象方式的前后变化以及符号化“工农兵”形象的价值化过程,人们能有效探察“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显现方式,以及特定文学现象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超越审美的"工农兵"形象符号——《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研究

"工农兵"是《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中极为重要的意象。创作主体以超越审美的方式对它进行重构与想象,并最终完成了合乎时代理性诉求的完美化"工农兵"形象的建构。符号化的"工农兵"形象,有效地参与到"十七年"民族文化和时代理性的重构过程之中。它既激发了人们对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又锻造了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精神;既确证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又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既简化了人们对时代精神的认知与接受,又让人们在虚拟的镜像中收获激情与快感。     

阶级分类下的身体形象谱系——“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论

“十七年”文学的阶级审美标准是以权力主体对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划分为前提,并借鉴中国传统面相学原理及相应的道德判断得以确立的,这使得“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的书写打上了阶级话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诫的双重烙印,并形成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物身体形象描写的类型化、脸谱化的特征.“身体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中基本上是表达人物阶级属性的一种工具和符号,它由外在的阶级分类所赋予,并不和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发生关联.     

“十七年”现代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中国新诗百年,历经兴衰,延绵至今。十七年作为中国文学的关键转折点,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相交叠的历史场域中,中国新诗面临着解构和重构的双重要求,现代诗歌也不例外地置身于经典化秩序之中。建国初期,文艺界依靠选本集成、文学史著作、诗人整塑三大文学手段,逐步确立起十七年现代诗歌经典的遴选标准和生成法则,其中也暗含着其复杂的指认与打造的内在运行机制。     

“十七年”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思考

一、从梁生宝现象说开去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农民形象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曾经出现过梁生宝现象，这种现象导源于现实生活，而名之于文人笔下。虽然“现实生活”与“文人笔下”存在着距离，然而它们的质的规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时代精神和领袖意志的产物。     

时代激情中的副歌：“十七年”诗歌的意象特征

建国十七年诗歌意象从符合政治需要、时代激情与生活想象出发,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意象的选择普遍用于抒发爱国主义和政治主题,崇拜英雄、追求光明,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七年里,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小说领域,其成就主要来自现实生活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两类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工农兵新人形象,表达了对新生政权的赞颂之情。在这为数众多的人物画廊里,以男性形象居多,但也有一部分女性形象引人注目。由于“十七年”的文学规范对“中间人物”的排斥,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政治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文学政治化压力之下,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备受打压,但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对人道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丰富了＂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一片尚待开发的诗歌森林——“十七年”新诗选本研究综述

中国当代文学对“十七年”新诗选本的研究,有一条“马鞍形”轨迹：“十七年”时人评论的高潮、1980-1990年代的冷清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回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些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赋魅”与“祛魅”批评、相关著述研究中的“冷热不均”现象以及对一些重要新诗选本研究的不足。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对“十七年”新诗选本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总结与思考。     

论杜甫诗歌中的“妻子”形象

前人或对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作整体分析,或仅研究杜甫妻子杨氏一人,据此,我们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集中分析杜诗中透露出的几类“妻子”形象。杜诗中涉及“妻子”的诗歌将近40首,大约占总数的3%,从中可以窥见贵族之妻、征人之妻和贫士之妻这三类形象。总体上来说,杜甫对身处乱世的各类“妻子”们赋予仁者的同情和关怀,并对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女性坚贞自守等优良品质的“妻子”们表达了赞美之意。     

“审美化”时代的图像生产及其价值悖论

晚期资本主义的图像生产模式为审美理论带来范式转换,并使得美学生产与商品生产之联姻成为现实可能,然而以技术为依托的图像生产的标准化、大众化取向,也导致了图像审美的符号自指性与身体性的张扬,使得后现代审美活动遗失了以感性主体直面生活现实的精神解放功能,并最终使“存真储善”的美学滑向“虚”与“欲”的美学。图像生产的审美价值悖论为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当前“审美化”论题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前提。     

悖论和道德悖论

根据思维内容可将悖论分为理论型悖论和知行型悖论;在理论型悖论中包括逻辑学悖论、哲学悖论、学科悖论等;在知行型悖论中,包括同各学科悖论相对应的学科知行型悖论。道德悖论是学科悖论的一种,包括理论型道德悖论和知行型道德悖论;理论型道德悖论有道义逻辑悖论和伦理悖论;知行型道德悖论则称为德行悖论。     

零距离的胜利及其审美悖论——新世纪网络诗歌现象探微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诗歌成为一种真正"零距离"的文学样式。新世纪十余年来,人们渐渐从创作、接受和传播等文学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中认识网络诗歌,及其存在的审美悖论。"距离"对于文学生产消费有着重要意义,网络诗歌的建设性发展应该从对"距离"消亡的警惕开始,葆存诗歌的诗意审美。     

论“道德悖论”作为一种悖论

基于道义悖论与"道德悖论"的比较分析,论证后者不能归于严格的逻辑悖论,而应视作一种"类悖论道德困境";结合逻辑悖论社会文化功能的探讨,指明开展类悖论道德困境研究的重要价值.     

从“十七年”到新时期:资产者形象的变化及意义

从“十七年”到新时期,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文章试从文学作品中的资产者形象这一角度来探讨人物形象塑造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30年代中国现代诗派的意象策略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诗派带有鲜明的象征美学特征,同西方现代诗派的象征追求达到了内在的契合。西方现代诗派代表诗人对象征美学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和言说体系,但都追求主观世界的客观化和思想的知觉化,中国现代诗派诗人更注重实践品格,从对诗歌意象的选择中去诠释象征的现代性意蕴,他们把西方现代派的象征理论化合到中国的诗歌建构中．使现代性和民族性得到有机的统一。     

山神之死——试论《最后的山神》文化符号的影像化建构、解构和人化重构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将鄂伦春人尊崇的山神建构为整个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山神树被砍伐这一影像意味着山神死了,这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影像化结构。山神这一文化符号附在孟金福身上,使孟金福具有了双重文化身份,由此形成了文化符号的人化重构——永恒性的神附着在一个67岁的老人身上,最终必然随着孟金福肉体的消亡而死去。因此,正是通过“山神”符号的建构、解构和人化重构,纪录片预言性地凸现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被消解的命运。     

数学悖论的发展与研究

对数学悖论的产生、发展、研究状况以及悖论的作用作了较细致的阐述     

《喧哗与骚动》的圣经意象和文学象征

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中,圣经意象和象征是其经常使用的手法。着重讨论《喧哗与骚动》中比较突出的几个圣经意象及其象征意义,结合其在《圣经》里蕴涵的意义,以此说明圣经意象在威廉.福克纳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悖论"概念的几个层面

"悖论"是一个多义词,表达着多个概念。在日常语言中,"悖论"常常在修辞与逻辑不同层面被使用,在逻辑层面还存在狭义逻辑悖论和广义逻辑悖论之差异;逻辑悖论是一种"理论事实"或"理论状态",但实践领域中的"悖行"或"悖境"也曾使用"悖论"的称谓。悖论有严格和泛化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