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白衣领职"初探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衣领职"是一种与"免官"完全不同的处分方式.它既是对官吏任免和惩处制度的完善,也是对受处分官员某种程度的保护措施,其根本目的是既维护权威,又维持正常工作秩序.这种特殊的领职方式,体现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特殊性.     

中国古代独特的官吏处罚制度——两晋南北朝"白衣领职"制度初探

“白衣领职”是流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官吏处罚制度,它主要适用于中央中、高级官员的轻微职务犯罪,重点处罚官员的失职行为,是强化皇权和整饬吏治的一种手段,同时还有激励罪吏“戴罪立功”的积极作用。但在操作过程中,该制度也有一定的随意性。     

论中国历史上的白衣领职现象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衣领职"是一种与"免官"并列存在而程度较轻的处罚方式,是对免官制度的变通,而不是免官的特殊形式,它显示了士族的身份和特权,反映了当时官僚处罚制度的完善。白衣领职的运用,能够产生"任使无损,以为肃戒"的双赢效果,然而它并非这一历史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历史现象。隋唐时期,它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在军事活动中犯有过失的军将,体现了隋唐政权对于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继承与发展。白衣领职的现象迟至清代仍然存在。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教学设计与思考

<正>一、教学设计思路“三国至隋唐的文化”是《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的第四课,也是本单元的最后一节课。《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对本课的要求是“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教科书内容分为“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文学艺术”“科技”和“中外文化交流”四个子目,基本涉及三国至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各方面成就。从大的时间段来说,这节课主要分成两大阶段,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是隋唐时期。     

十五年来魏晋南北朝商业史研究综述

商业史是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商业研究往往被忽视。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长期被看作是分裂、割据、倒退的“黑暗时期”，商业研究显得尤其薄弱。令人欣慰的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出现了新气象，不少史学工作者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专著先后出版，如韩国磐的《南北朝经济史略》、许辉、蒋届亚的《六朝经济史》、余鹏飞的《三国经济史》、张尚谦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等，都有专章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发展。其次，随着对魏晋南北朝区域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臆断与悖论——论“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命题难以白圆其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文章和专著中所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实际上就是在阐述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最先倡导的“诗赋欲丽”为支持“文学自觉”的重要论据,只是持“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论者断章取义的主观臆断。陆机在《文赋》中谈文学创作,更多考虑的不是辞藻如何华美的问题,而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尴尬。梁昭明太子萧统则明确否定了片面追求语言华美的审美意念。认为魏晋六朝文论是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持“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论者断章取义的臆断。“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论者既肯定出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文章和专著”是判断“文学自觉”的标准,实际上又对那一时期文学理论文章和专著中对文学分类的一些阐述加以否定,这样就形成了悖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经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在北方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天下腹心”。其发展的过程主要有魏晋和北朝两个阶段，根本原因在于劳动人手的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导致了当时北方社会经济生活的“倒退”和“逆转”，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北部的经济生活竟倒退了两千年”。本文则认为，从总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并没有造成历史的大倒退。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武士化”现象初探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的“武士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上涌现了一批行为勇武、严守忠孝道德的女性。探其原因有三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学习儒家文化,从而使她们更加容易理解传统士文化的精髓;两汉时期忠孝观念的传播以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承,促使更多的女性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战乱和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武士化”女性。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教学思考与呈现

教学思路分析[课标分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大一统的发展"单元的要求是"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具体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融合"一课,课标要求则是"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和区域开发"。     

“九州都维那”与“三州僧正”

晋代僧官中有“九州都维那”之职名。维那是意译词,意为知事,加上“都”字,则不仅是中国化了的名词,而且表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都维那”仅是一种僧职,其职权范围变动不一。笔者以为,“九州都维那”不可能是一个正式的职名。“僧正”职名始见于东晋。与“都维那”不同的是,僧正是一个中国的职名,置于教团之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称号并不定制,至唐中后期才较普遍地定称为州一级的僧官。但“三州僧正”却并非实有其职,而是身兼三个州的僧正。“三州”和“九州”并不与其后面的“僧正”、“都维那”等僧联起来,构成一个新的实有的僧官。此种情况表明,僧官称谓有实也有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设计思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设计思路陆汉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是中学历史第一册的一章内客。我对这一章的教学是这样设计的：一、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媒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介绍了当时数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杰出人物和突出成就。时隔一千多年...     

第三章 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

●学习提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高考在本章的命题较为集中 ,涉及的知识点有 :淝水之战 (出过材料题、选择题 )、士族制度、江南的开发、孝文帝改革、南北朝一些朝代的地理位置等。出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考虑 ,加之高考提前 ,新出台的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对本部分内容作了大面积的删减 ,四个知识点 ,有两个知识点被首次列为阅读内容 ,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的更替”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本单元内容复习只需关注 :“社会经济”和“文化”两大内容即可。●知识图解1 .魏晋南北朝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

汉、唐是我国历史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两个高潮时期。介于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属于低潮时期。高潮引人注目,低潮则常被忽略。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时,西域交通大衰……北朝曾将西域交通完全隔断”。这话未免有点言过其实。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和分裂曾给中西交往和贸易以不利影响,这是事实;可是在这几百年中,中西商贾、使节、僧徒的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并未中断,元魏统治时的中原和西域的交往,甚至还称得上是兴旺的。本文现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略作考察,切望有人做深一层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卜宪群，张南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开隋唐文化之先河。在教育发展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动荡给教育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思想的大解放，也...     

论魏晋南北朝刑怯原则儒家化特征

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最富特色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时期。文章探究了儒家的礼治原则与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之间的关系，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刑法原则具有的儒家化特征，并对其成因作了分析。     

论魏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特点

本以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为背景，深入剖析了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充分肯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由秦汉早期初创阶段向隋唐成熟完备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魏晋风度:读《风流与盛世——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简史》

<正>阎步克先生曾经在其著作《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中把古代官僚政治运行的轨迹比作波浪,他认为秦汉是一个波峰时期,因为无论是帝国规模还是制度的进步抑或是有条不紊的管理水平在同时期的古代社会都位居世界前列。与秦汉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衰微,门阀士族力量强大,国家分裂动荡,民族交融带来的部族因素,也使政治的“变态”雪上加霜,故阎先生认为这一时期为官僚政治的“波谷”时期。     

《史通》对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中体例运用的考察

《史通》有关史书体例的理论知识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史通》较为详尽地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言体、国别体与通史的编撰;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的盛行状况及其原因,指明这一时期史例中兴与编年体撰述盛行的特殊关系;批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史书撰述中种种“体统不一,名目相违”的弊端。《史通》对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中体例运用情况的考察,论证并充实了《史通》的史书体例的有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