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之一,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传入和影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西方各国在从前近代的王朝国家走向近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建立民族国家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或主要内容。受其影响,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也是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追求目标。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有着不同的主张,前者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后者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双方展开过激烈论战。其结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选择。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     

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辛亥革命时期,最富号召力的口号是革命“排满”,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是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两个。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及有关人士进行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其一,种族与民族的涵义以及民族同化问题。康有为认为满汉“同种”,梁启超认为满洲人“已同化于汉人”,其目的是为其“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改良主义政纲标立证据。革命派认为满汉并非“同族”,汉人已沦入被满人征服同化的地位等观点,是其进行革命“排满”的理论基础。其二,朝廷与国家的区别以及中国是否“亡国”的问题。其三,民族革命与“排满”。其四,民族革命与反帝。其五,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有三个（即暴力革命问题,建国问题和土地制度问题）,本文认为民族问题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对此内容的重要补充。     

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

清末杰出的改革家谭嗣同虽然以身殉法,但他那一往无前冲击封建旧秩序的激进变革观,是任何暴力所无法遏止的,谭站在改良立场思变,却又超越康梁等维新派所允许的范围,倾向激进与革命,深刻影响后世,成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滥觞,具有广泛的传承性,体现较为全面,在民族观方面,谭嗣同反清排满思想只是一种萌芽,还没有从义愤发展到理智,但到20世纪初年,却争相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崇,形成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排满浪潮,仅仅十几年时间,这股浪潮便吞噬满清王朝,在外交观方面,谭朦胧意识到“师夷制夷”,辛亥前后革命志士发扬光大,突现出反帝与救亡这一当时紧迫的时代主题。在教育观方面,谭提出“通则必尊灵魂”的重要命题,孕育着改造国民精神的种子,国魂说又把它与共和国方案和革命手段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加快近代化进程的最佳催化剂。在民权观方面,谭主张“兴民权”,拉开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与封建专制皇权思想激烈较量的帷幕,经过革命派斗争,二次帝制复辟以失败告终,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论孙中山的现代国家政治思想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巨大杠杆。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提出并不断完善了“民族建国”、“民主建国”的现代国家政治学说，阐释了“直接民权”、“权能分治”、“五权分立”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型的民主政体。这是他集中外政治理论之精华创立的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最具特色的学说之一。     

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以杨度《金铁主义说》为核心

“中华民族”观念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在梁启超论述“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杨度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民族观念出发,在《金铁主义说》中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文化民族。杨度的民族主张与持反满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刘师培截然不同,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完善颇为有利。在今日全球化语境下,这一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观念,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近代西方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共和修正派与自由主义者之争

史学界的主流学说长期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是近代西方革命与政体的思想基础;但当代“共和修正派”在复兴古典共和主义时,论证了共和主义是近现代英美政治思想起源和发展的基础。这引发了一场关于近代西方革命、政治思想中主导理念的大论战;总体上看,共和修正派居于下风。争论的实质是两派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和话语权。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自由主义提出了公民对自由权利的需求,共和主义找到了实现自由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自由是目的,共和是方法．自由需要在共和制中实现,不可脱离共和制。     

孙中山的革命建国理论与现代国家想象

孙中山在组建国民党时,把国民党的主要任务规定为革命建国,从而,革命成了建立现代中国的前提条件。孙中山亲笔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视＂三民主义＂为中国历史的留遗,在逻辑上设定＂三民主义＂的普遍性,并以此来框定＂民主共和＂国家的价值内含。孙中山的革命建国选择了＂以党治国＂的路途,但其革命建国理论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使其无法完成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     

近年来国内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综述——以相关概念和研究视角为讨论对象

辛亥革命时过百年,中国仍处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当前,如何处理日益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实现国家的民主共和？如何处理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认同问题,构建多民族共存共荣的现代国家？如何保持民族国家在现代性和全球化大潮中在意识上的统一性和在国家权力上的统一性都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就辛亥革命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产生了一系列优秀成果。现仅围绕近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少数民族的几个问题的讨论进行综述,以期明确几个问题：首先,当前学界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共和”、“五族共和”的界定;其次,当前学界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视角是什么？第三,研究视角如何创新？     

试析民国时期中缅边界问题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回响

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可选择上升为"国族"或"民族国家",前者处于全新的国家范围内,后者则是自成一体,构建范围更小、种族类别更加纯粹的组织。民国时期,中缅边界各民族秉持坚定不移的领土认同,实现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相互统一,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站稳了脚跟,并自觉履行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结合民国时期中缅边界各民族的行为方式,分析了形成统一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途径,总结了民国时期中缅边界问题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由孙中山引发关于民族主义的探讨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有时代性的,其理论内函在他探索救亡的道路上经历了几次发展演变.由最初具有种族性质的排满民族主义到五族共和的统一民族主义,再到以反帝反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这一过程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不断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民族在不同时代境遇下发展的不同诉求。如今当我们再次审视孙中山及其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受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走向现代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制约，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始终以古今中西问题为主线，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戊戌、辛亥时期的维新、共和，再到五四思想解放大潮，说到底都是在试图解决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百余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出现了甲午战争后与五四时期的两次民族觉醒，也相应地涌现了两次思想解放高潮。     

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

清末杰出的改革家谭嗣同虽然以身殉法,但他那一往无前冲击封建旧秩序的激进变革观,是任何暴力所无法遏止的.谭站在改良立场思变,却又超越康梁等维新派所允许的范围.倾向激进与革命,深刻影响后世,成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溢觞,具有广泛的传承性,体现较为全面.在民族观方面,谭嗣同反清排满思想只是一种萌芽,还没有从义愤发展到理智.但到二十世纪初年,却争相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崇,形成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排满浪潮.仅仅十几年时间,这股浪潮便吞噬满清王朝.在外交观方面,谭朦胧意识到"师夷制夷".辛亥前后革命志士发扬光大,突现出反帝与救亡这一当时紧迫的时代主题.在教育观方面,谭提出"通则必尊灵魂"的重要命题,孕育着改造国民精神的种子.国魂说又把它与共和国方案和革命手段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加快近代化进程的最佳催化剂.在民权观方面,谭主张"兴民权",拉开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与封建专制皇权思想激烈较量的帷幕.经过革命派斗争,二次帝制复辟以失败告终,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原因探析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间接接触了西方近代社会及政治制度，思想日趋激进。但是，在1903年出访美国之后，梁启超却公开宣称自己“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其思想政治立场从主张排满革命、实施民主共和退回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圈子之中。促使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他在美国考察所产生的对民主政治的失望，与其服膺的政治理论的改变，以及与其对国民性改造艰巨性认识所产生的畏难心理有关，也与他当时窘迫的个人处境及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关系变化有密切联系。     

西南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案例

以建国初期云南普洱民族团结盟誓为具体案例,进而研究西南民族在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上的历史和现实定位,这是理解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意识最为重要的前提。中国传统的文化穿越了民族界线,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想象基础,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危机催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正如普洱民族团结盟誓,以剽牛、盟誓、立碑这一近似原始的仪式,反映了中国西南边疆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上的多元性和民族性,这正是现代中国各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历史缩影。     

文体与国体：白话文运动与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白话文运动是洞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一个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内在理念和国民心理人格的变化。从封建王朝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从儒家思想到政党话语、从等级森严到大众平等、从道德经验到科学理性,这是一个现代思想理念缓缓开启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过程中,新的政治话语重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成为国家形态演变的最终归宿。白话文体的几度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意义和心理路程,二者如影随形。     

个体存在焦虚与民族文化忧患——兼论白先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

对白先勇来说，对存在主义的持久兴趣来自一种境遇的相通和自我认同建构的需要，白先勇的小说表现出个体存在的焦虑和民族文化的忧虑，前者映照出作者个体生命认同困局；后者则寓示着战后台湾以及海外中国人存在困境，将个体悲剧融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是白先勇能够不囿于西方现代派，建构中国现代派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讲充,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堤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     

中国近代国家认同的“他者”及其建构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生成过程伴随着不同阶段"他者"形象的建构,从"帝制"走向"共和"是新国家认同形成的初构阶段,满洲权贵是革命党人所要建立的共和国的"他者";从"共和"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国家认同的重构阶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他者"。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他者"主要来自于国家外部,同时部分地存在于国家内部。不同时期"他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建构。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近代“中国”认同危机

出于对"亡国灭种"的担忧,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反思传统和提倡维新渐成大势,传统中国的"天下与中国"、"国家与朝廷"这两对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知识精英以"民族国家"观念中的"主权"、"土地"、"人民"来比照大一统中国的内外关系,使"中国"认同危机逐步显现出来.在民族国家已形成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探寻到既能契合民族国家话语又能消除大一统中国认同危机的国家建构途径,是近代知识精英面临的难题.中国认同危机一直到"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等词语的出现和使用,才逐渐得到缓和并最终消解.     

试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和早期维新派代表人。在他的理论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经济问题的论述是其重要内容。首先，他以历史的发展眼光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洋务经营中官督商办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护商与听商自办的思想，将“商”视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其次，主张大力振兴工商业，以对外贸易为突破口，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在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之路，推动近代工商业发展，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为稍后戊戌维新派提出的经济纲领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