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时事与历史教学的结合

历史是已经消逝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活动着的历史。历史和现实在相互碰撞中，彼此呼应、回荡。司马迁《史记》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得名。近代历史学家梁启超曾批判经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同时心理学研究证明，高中生求知欲强，思辩能力已初步发展，他们关注时事政治和国际关系，较热衷于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探索问题。     

西汉经学对文学的影响

作为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经学,是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连绵不绝,长达二手余年之久。可以说,经学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负面的制约作用方面。其积极影响，一是表现为经学元典构成了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并从思想原理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表现为后世经学家对经学的阐释、解读及理论著述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宗经”意识的形成和“依经立论”文论建构模式的确立。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体现出来，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经学元典创始人的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二是经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文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关系。古代文论对经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经学在文论领域的普及；二是文论家对经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或改造，从而为文论和文学服务。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密切关系表明，从经学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或许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及生成、发展演变的真正原因。探索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经学与古代文论命题

"命题"作为古代文论家表述思想观点的基本方式和构成古代文论思想理论的基本因素,对于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命题凝聚着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但在近百年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却很难找到命题研究的相关成果。因而,命题作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亟需展开的课题,是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文论命题研究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而经学与文论命题之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经学是古代文论命题的生成渊源,最早的文论命题就诞生于经学元典,之后经学家的释经著述提出了大量的文论命题,促进了文论命题的发展壮大。其二,经学影响了文论命题以"论述性"为主的学术特征。文论命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描述性命题,二是论述性命题,并以论述性命题为主流。论述性命题"以论为本"学术特征的形成,主要受经学的影响。因为经学作为一门理论研究性学术,主要运用论证性的理论化语言表述思想观点,出自经学以及受经学影响的文论命题都具有论述性的学术特点。其三,文论命题的价值意义受经学影响。一方面很多经典文论命题因其内涵受经学影响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很多受经学影响的命题因其在古代文论的体系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夏商至春秋天人关系的发展及人的生命意识

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围绕着“天人关系”的讨论而形成的。小邦周能取代大国殷的现实，使人们深刻而真切地感受到天命不可信，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人自己。《诗经》最早对人的生命作出了深刻思考：生命短暂，一方面主张及时行乐，一方面敬慎职业，好乐无荒。     

施闰章诗“清”风格解析——以流水意象为载体

“清”是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人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并在某种度上与古典艺术的审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诗美概念。它作为古典诗歌美学的核心概念,具有由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内涵。施氏诗“清”的形成,主要借助于澄清而灵动的“流水”意象去表现其清淡、静和的心境,从而形成“清”之意境。     

中国古代灵感理论论纲

灵感这一术语,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没有正式出现过,但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中,围绕着“灵感”现象而予以概括其内涵的术语还是不少的。“灵感”一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它既吸收了我国古代“童”字所含的神、巫等意,又较大地符合西方文化中灵感的原始含义和现代含义。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很少有人涉足于文学创作中的灵感现象,更没有形成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灵感理论,这和西方灵感理论的产生具有较大的区别。在中国古代的灵感理论建构过程中,文论家们对灵感的特征主要从偶发性、独创性和情感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把握。自陆机描述了灵感现象之后,文论家们还试图对灵感做出自我独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养兴说”。总之,经过一代又一代文论家们的不懈努力,逐渐地建构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灵感理论。     

后经典时代的往昔与后传记时代的困惑

“性善”与“性恶”、“道问学”与“尊德性”、“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等,都曾经作为中国古典经学的基本流派区分而广为人知。从儒家经典的形成时期一直到当下,可以将儒学史分为经典时代、后经典时代、后传记时代。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出古来儒学发展的一些趋势,并对现今的中国学术提出一些展望。     

经学与古代文论范畴

范畴对于古代文论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量地创设和运用范畴是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之一.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范畴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十三经的大多数典籍都有文论范畴,并且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范畴在古代文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属于核心范畴或元范畴,具有极强的繁衍再生力.因而,经学构成了文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渊源.其二,经学对文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文论范畴内涵的影响而实现的.经学家通过对文论范畴内涵的阐释和规定,以实现对文论的渗透和制约,这是经学通过制约和利用文论进而来制约和利用文学的一个有效途经.其三,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总是从自身学术特点的角度即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出发来阐释文论范畴,从而使文论范畴具有了政治伦理化的品格.进一步说,经学的理性精神及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论范畴以突出的理性化品格,这一品格促进了古代文论学科的科学性、学理的逻辑性和理论的深刻性.经学对古代文论范畴及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必须与经学这一因素相联系.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综合汉学与宋学，创新儒家经典，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共命运体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余敦康先生在《夏商周三代宗教》中证明了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于三代宗教文化,根据此项成果,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即意味着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别自然”的过程,其革命意义在于为共命运体观念的理论建构与社会实践提供了现实条件。因此,若以共命运体-命运体之“两行成物之理”的系统化表达方式为理论路径,对《周易》文本的结构与内容进行体系化的解释与创新,则可凸显其理论的“两行并建”性,而这正是“古之道术”的基本内核,是《周易》《黄帝内经》等文献的基本理论遵循,也是中国哲学道术体系的理论核心。因此,共命运体与命运体的两行并建关系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

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要创建的是哪一种解释学 ?”因为西方解释学有三种形态 :古代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和现代哲学解释学 ,它们的含义差别甚远。作为解释技术的古代解释学 ,中国古代已经具有 ,而且相当发达 ,因而无须再建立。如果是后两种 ,那么中国尚未出现 ,故而才存在着建立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能否建立起中国的一般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是很成问题的。就汤一介先生的论述来看 ,他所理解的解释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不仅不需要创建 (它已存在 ) ,而且也没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原因是由于古代解释学的过度发展 ,使中国哲学具有了强解释学特征 ,即解释过度 ,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妨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使其解释有余 ,而创造不足 ,并形成了学派线性发展和思想寄生式发展的特点。目前中国哲学界最需要的是少一些解释 ,而多一些创造     

两汉“经学”的发展与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许多学者,多从“经书”中汲取养料,利用“经书”中的某些资料、观点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乃至构成自己的体系。“经学”在历史上的确有很大影响。“经学”奠基于两汉,因此,研究汉代思想者,必须探讨“经学”,而研究中国经学者,也必须了解两汉历史。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东汉关中学派述论

东汉时期，关中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经学人物与经学作。从区域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运用历史地图助推历史解释素养培养

<正>“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和方法”。“历史解释”涉及历史学习的多项核心素养和能力,具有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特征,是核心素养中的核心要求。我以为对“历史解释”这一核心素养的理解可简化为“史料”“史观”“问题”“现实”四个部分,也就是说要对历史作出解释,首先要占有足够的史料,其次要有基本的历史观知识,再次还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提出合适的问题,最后还要有关照现实的眼光。下面笔者以历史地图与“史料”“史观”“问题”“现实”为线索,以《中外历史纲要》的中国古代史为例,谈谈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不当之处欢迎斧正。     

加强语文教学中的美学渗透 提高学生写作与欣赏能力──谈谈文学作品中的意境美

意境,也称之为境界。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学审美范畴,而且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文学审美范畴,几乎是古代众多的文学审美范畴的中心。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典诗词,意与境合,即作者思想感情与自然景物、人生境界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作品中的艺术境界或意境。如际籍《咏怀）｝中的：“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这里作者着力烘托的是秋夜孤独的心境,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苦闷的意境。又如陶渊明《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集中反映了作者渴望从污浊的社会羁绊下获得自由的愿望,形成…     

现代化与传统中学的结构性变动

“新学”是近代中国传统化与西方化在互相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甲午战争之后,由乾嘉汉学发展而来的今经学结合古经学形成的趋势,经世致用之学经龚自珍学推动提挈诱掖形成的趋势,薛福成、郭嵩焘等着力倡导的“效法泰西”等三种趋势在以“学战”为先的社会潮流推助下,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新学家们汇为一体,遂建构起近代“新学”模式,以应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新学”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传统中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结构性变动的表现之一。     

二程《论语》解释学方法论

二程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借助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学形态——理学,其中《论语》尤为他们所重视和推崇,并成为二程经学解释学的根基。对于《论语》的解释,二程提出了异于前儒的解释原则、方法,这些方法为后来洛学弟子以及朱熹等人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后期《论语》解释的基本方法。可以说,二程对《论语》的解释具有典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