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分类形式与类书的消亡

类书是古代知识浓缩的资料汇编,是古代知识的概括和集中。它通过知识分类的形式组织以往知识。从古代知识分类思想的渊源,古代造字造词法,＂类＂字的释义等角度分析古代知识分类思想是感觉相似性分类和主观联想式理解。类书中＂天、地、人、事、物＂分类形式是古代分类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西方近代科学新知识新学科类别的冲击下,类书的知识分类形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知识体系的要求。这种传统知识分类形式的缺陷是古代类书逐渐消亡的重要原因。     

探析所指、能指与知识传播的联系

一、知识分类和传播简介 众所周知,教育的过程也就是知识流动、存储和创新的过程,知识存在于人脑中,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地转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准知识生产者：知识生产与 自我生产的双重属性

研究生作为准知识生产者具有学生和知识生产者的双重属性,他们既是大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也是正在接受制度化研究训练的学习者;他们在参与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既生产了知识,也生产了自我,即在知识生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我,实现自身在知识生产上的不断成熟化。准知识生产者的这种双重属性契合了大学知识生产活动所具有的生产知识与生产知识生产者的双重价值特性。从准知识生产者的视角审视研究生,是一种认知视野的转变,是对研究生知识生产力的一种承认。但在将研究生置于准知识生产者的角色位置时亦不能单一化地理解其双重属性,如此方能规避对准知识生产者的过度工具化。     

日用类书丧礼知识书写的特点与变迁

日用类书是一种分门别类刊载民众生活常识的重要文献,而礼仪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日用类书的书写从南宋以来书写经历了诸多变化,深刻地反映了民众生活的变化。以日用类书丧礼书写的为例,能清晰地展现不同时期日用类书礼仪知识书写的特点,及其经历的变化。     

明清时期商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明清时期商业知识大体可分两类：士人正面阐释的经商价值取向,即“市道”和民间商人在实际买卖过程中总结出的具体经验。“市道”价值是对买卖经验在学理上的提炼与认可;买卖经验为“市道”价值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又在“市道”价值的影响下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内容。二者共同构筑了明清传统商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明清士人从中立的经商规律与积极的从商道义两个维度论证“市道”为“正道”,民间商人则在日用商书的内容基调、师徒授受的方式与具体的经商技术三个面相上秉持与表达“市道”价值。明清时期商业知识为商学在近代中国的起势提供了传统上的依托。     

知识的历时性传播、共时性传播与中国知识的成长

当今,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国知识成长的目标诉求,是中国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当务之急。任何知识的生产和创新都离不开两种知识,即历时性知识和共时性知识。历时性知识是知识成长的历史基础,而共时性知识则是知识成长的生命力所在。不过,知识的历时性传播往往会因各种原因产生知识“遗漏”或被主动抛弃,使历时性知识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历史淘汰的过程。知识的共时性传播则会在现代政治框架下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隔离,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价值是可以在世界通约的。这也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国家无论是民族知识、国家知识都必然有其特殊性和特色性。然而,历时性传播在知识成长中必须克服路径依赖,而共时性传播则要避免自我封闭。另外,知识成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知识生产者的知识伦理、知识规范,以及在这二者规训之下的社会实践。这三者将助推知识创新,原创性的知识则决定了知识成长的品质。     

实践者的研究生教育学知识：层次、供求与生态

认为实践导向是研究生教育学的基本特点,实践者是学科知识的主要受众。学科知识可以粗略分为经验、事实、方法、理论与智慧五个层次,其价值、积累与习得在实践者间存在较大差异。实践者的知识需求具有多主体性、多样性、显性与隐性需求并存、合理与不合理需求同在的特点。学科知识的供给则表现出主体多元、总量不足、结构不平衡以及供求衔接不畅等特征。指出研究界和实践界应共同努力,营造多方参与、各安其位和机会充足的研究生态,促进学科由初创到成熟的转变。     

知识生产、语言转换与共情传播：中国脱贫故事对外传播的三重向度

贫困是全球各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成就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是最壮丽的中国故事。对外讲好中国脱贫故事,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脱贫故事的内涵与意义,进而探索中国脱贫故事对外传播的创新路径。其中,中国脱贫故事的知识生产是基础,语言转换是关键,共情传播是向导。系统梳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共三卷）中脱贫话语建构、翻译与传播的特征发现,三重向度互为关联,共同作用于中国脱贫故事对外传播的全过程,有利于提升中国脱贫故事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乡村中的文本流通与文本知识的传播——对19世纪闽东山区陈氏家族藏书的初步观察

福建省屏南县龙潭里陈氏家族留下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刻本书籍与手抄写本。文章利用这批实际被使用过的书籍,从四个方面讨论乡村的文本流通与文本知识的传播：一是,占刻本书籍比率最高的科举用书,显现出此山区社群在地方权力结构改变下,为培养参与科举考试能力而引进外部文本知识所做的努力。二是,陈氏能成为龙潭里唯一有功名的家族,从其家族仪式专家传统及其科仪本的传抄和收集来看,可能是因为之前已具备操作复杂文字的能力,这亦可见仪式文字传统较科举更早进入此家族。三是,从板刻与手抄的蒙书可以看出,作为吸收与使用文本知识的基础,培养识字能力在地方社群中非常重要。四是,龙潭里留下的众多文书的范本与参考书,表现出这些书籍正是他们生产地方文献的知识基础,以及文书使用在地方上日渐普及所制造出来的需求,但是,地方社群也不是对外来的刻本内容照单全收,龙潭里的读者不仅主动拣选刻本内容,且也留下了将普及性文本知识地方化并将地方性知识文本化的写本手册。     

西“工”东渐：近代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16、17世纪,中西传统技术开始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传统技术朝着“技艺”的方向发展,而西方传统技术则与近代科学越走越近,并最终于18世纪中叶相结合,促成了近代工程学的诞生。与近代大多数学科门类一样,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通过来华传教士逐渐传入中国,吸引了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注意。实际上,早在近代工程学诞生以前的晚明时期,中西传统“工程”技术之间就有过短暂接触,以王征为代表的少数文士已经开始关注西方“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留下了《奇器图说》这样的重要译著。但由于各种原因,这时的中西“工程”交往,范围不大,效果也并不理想。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西方近代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吸引了大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形成了大量与工程学相关的译著和著作。得益于此,近代工程学教育也逐步兴起,本土工程技术人才不断涌现,工程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近代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近代工程学的发端,成为对近代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因素。     

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播与英语教学

任何语言都是某种文化的载体,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我们的英语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还应该让学生熟悉说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学生学好英语,在日常交流中合理、有效地使用英语。     

中小学汉字教学中古文字知识的建构与运用

正视目前中小学汉字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从汉字发展源流及本质特征出发,强化古文字知识在中小学汉字教学中的建构与运用,探索汉字教学新方法,促进中小学汉字教学健康发展。     

文体宜兼：中古地学知识对六朝文体的重构

传统文学观念以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期”,偏重于对作品情性的研究。然而,一个时代的知识修养大可改变一个时代的文学。魏晋时期,地学知识的发展,影响了原有文体的特性,并衍生出新的文体形式。时人以山水为题,以之为赋、为序、为书、为记,虽各有体式而在知识结构上相互影响,这种“文体宜兼”的特性,实质上涉及到一个时代知识体系的发展与文体变革的关系。从知识的传承、扩展角度对文体的变革进行研究,对于拓展现有的文体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识增值：研究生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论述了重提研究生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意义,回顾了关于研究生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已有观点,认为知识增值是研究生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知识增值包括知识广度的延伸（量增值）和知识深度的延伸（质增值）,具有简约性的特征。从外延与内涵上看,概括度高,一个范畴下统摄着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反映了研究生教育学的质的规定性,而且对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     

掌握知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新视角

知识和能力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对知识的掌握即表现为一种能力,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知识和能力实现了统一.对知识的选择、理解和创造是掌握知识的能力的三种表现,是循序渐进提高掌握知识能力的重要途径.     

策略性知识的学与教

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把知识分为三类：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策略性知识的掌握对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有重要作用，策略性知识的教与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学生策略性知识的学与教师策略性知识的教方面来探讨了策略性知识学与教的结合。     

在线协作知识建构的知识进化：内涵、本质与模型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与团队协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线学习的知识进化研究多针对学习者个体而缺少群体研究的视角,对知识进化过程的动态性分析不足,进化机制等尚不清晰。本研究基于进化认识论,将在线协作知识建构的知识进化基本单位确立为知识种群,在遵循遗传、变异与选择机制的同时,进化过程又呈现出复杂的知识创造特性。本研究分别以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透镜,透视了在线协作知识建构的知识进化本质,并体现为客观知识的创造、集体知识的形成和自组织进化;确立知识创造的前馈过程和反馈过程,构建了知识种群的形成、竞争与协同和自组织进化模型。     

大学与高深知识：理念、制度及其组织变迁

伯顿·克拉克认为,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高深知识的特征影响整个大学组织。在大学变革过程中,虽然以高深知识为核心的大学特性不曾改变,但知识本身却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知识的社会功能的增强,知识追求的功利性彰显,以及知识探索过程中不断加重的对外依赖性,大学与象牙塔之外的社会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作为高深知识的制度保障——学术自由也不得不面对大学在遗传之外的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     

技术知识生产：高职产教融合发展内涵与路径

技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化过程为我国高职产教融合发展提供了研究视角,对实践过程中利益相关与趋同、要素参与与深入融入、形式的复制与定制、要素投入与文化创生、学习技术与技术使用等问题进行反思后发现,作为多要素、多利益方参与的产教融合模式,需要进一步尊重知识的首创精神,强化相互协调和自我协调机制,回归教育人才培养的本质,以人才为核心竞争力,实现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