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自我感知与创业活动关系研究—— 来自QCA 方法的证据

自我感知是创业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已有研究较少分析自我感知的不同组合对于创业活动的作用。基于组态的视角,使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索效率驱动型国家创业活动的前因条件,关注机会感知、能力感知、失败恐惧和认识创业者4个自我感知因素。研究发现效率驱动型国家创业活动的前因条件可划分为机会主导型、社会关系主导型和内外部配合型三个类型。     

科技创新领域PPP可融资性提升路径研究——基于fsQCA方法

通过选取国内科技创新领域100个典型PPP项目作为案例,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影响PPP可融资性必要条件,探索不同付费模式下科技创新PPP项目可融资性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合理的物有所值评价(VfM)和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是影响融资交割的必要条件,印证了PPP项目"两评一案"的重要性;(2)存在6条提升科技创新PPP项目可融资性路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运行合理性是这6条路径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PPP项目对社会资本实力要求最低;(3)可通过提高利益分配机制合理性及政府管理水平提升政府付费项目的可融资性,通过提高PPP项目运行机制合理性和市场需求稳定性提升使用者付费项目可融资性,通过提高PPP项目利益分配机制合理性提高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可融资性。     

营商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提升创业活跃度研究

创业是驱动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提高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创业认知理论,整合营商环境维度的政务、市场、法律、人文与创业认知维度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6个条件,构建了国家高创业活跃度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全球53个经济体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4条,分别是：市场与人文环境赋能下,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_1a,H_1b);政务环境赋能下,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₂);不利环境下,创业机会识别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₃)。(2)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路径揭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决定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认知能力。(3)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3条,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研究结果对于各国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和创业者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及提高国家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路径——fsQCA方法的多层次视角

为了更好地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基于组织创造力理论,研究从“团队—企业—环境”的多层次互动视角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多层次因素互动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存在“里应外合推动型”“技术联合驱动型”和“外部主导拉动型”3条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当新创企业资金充裕度较低时,可以通过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激励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数字化技术和资金充裕度的协同作用是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激励的拉动下,新创企业会利用充裕的资金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     

基于fsQCA的中国跨境电商品牌竞争优势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基于品牌理论与顾客价值理论的多重理论解释框架,试图探索多种因素对中国品牌在亚马逊平台获得竞争优势的组合路径。通过调研亚马逊平台上的36个中国跨境电商品牌,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品牌在跨境电商平台获得竞争优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科技创新力、产品感知质量、来源国形象、价值让渡、品牌社区参与是对应不同路径下的核心因素;(3)从不同条件的组合效应来看,推动中国品牌获得竞争优势存在三种较为典型的路径：顾客价值型、质量领先型和国家品牌型。     

实现众创空间创新功能的机制设计

关于众创空间的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内在主体(创客)或外部因素(诸政策支持、生态环境等),而对于众创空间本身的机制设计讨论却十分匮乏。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治理视角,采用QCA与NCA混合方法,对浙江省63家众创空间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索众创空间的合理机制设计方案。结果表明：众创空间创新功能的发挥是多种运行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平台服务功能、资源汇集通道、正式联结关系、成果共享文化是众创空间不可或缺的机制支撑,配合屏蔽外部资源提供者干预行为或构建包容试错的文化氛围,可以形成两条促进众创空间创新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     

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环境组态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针对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因素,从政府、市场和产业三个层面构建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前因要素组态,包括政府支持度、市场活跃程度、市场开放程度、内部经济状况、创新重视程度。以中国27个省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分析创新环境组态对区域高技术产业绩效的影响,得到导致区域高技术产业高绩效和低绩效的创新环境前因条件组合,以及不同创新环境要素变量间的互补性、替代性。结果发现,三条高绩效路径中,市场开放程度和创新重视程度为核心条件,并且市场活跃程度和政府支持度、政府支持度和内部经济状况之间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三条低绩效路径中,主要是缺失核心条件市场开放程度或创新重视程度以及边缘条件市场活跃程度。     

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基于NCA与fsQCA的研究

如何优化数字生态环境激发区域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案例,检验了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与数字社会5个条件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是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程度依次为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与数字经济。存在“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4类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存在3类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呈现出以下2个特征：数字生态中各要素均表现不佳;在缺少政府统筹或赋能的情况下,即使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也不能产生高区域创业活跃度。研究揭示了数字生态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对优化地区数字生态环境,更好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私营企业家的身份体系如何影响创业导向?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创业导向是表征在位企业创业强度的重要指标。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成立6年内的东部地区私营企业为样本,整合社会身份和角色身份理论,探究企业创业导向的提升路径。考虑到社会身份与角色身份类型多样且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企业家社会身份与角色身份类型的匹配关系进行构型研究。研究发现:开发者角色身份是企业获得高水平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具有相同社会动机的企业家对企业创业导向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差异体现在核心角色身份的存在与否上;通过机会识别、开发来满足利他性社会动机的身份构型,能为社会创业者的动机提供新的解释。从个体身份视角探究企业家"社会动机+行为选择"机制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丰富了创业导向的前因研究,拓展了社会身份理论与角色身份理论在公司创业领域的应用,并为结合两类身份理论解释感兴趣现象的可行性提供了例证。     

如何利用多渠道营销提升企业绩效?——基于NCA和fsQCA结果的分析

本文基于194份制造企业调研数据,进行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索通过多渠道营销引致高企业绩效的路径。结果表明：渠道多元化、跨渠道冲突、渠道差异化和跨渠道整合四个条件变量并不是引致高企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在不同的跨渠道冲突水平下,渠道多元化、跨渠道整合和渠道差异化可以形成多条不同的路径引致高水平企业绩效出现;实现高水平企业绩效不一定需要高水平渠道差异化,高水平渠道差异化可能会引致低水平企业绩效;在高水平跨渠道冲突情境中,跨渠道整合对于提升企业绩效至关重要。研究结论丰富了多渠道营销领域研究成果,拓展了组态理论在多渠道研究领域的应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企业实施多渠道营销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fsQCA方法的研究

数字创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创业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数字创业企业作为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主体,其数字创业绩效会受到系统内多主体互动所产生的影响。然而目前针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本文以372家数字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研究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数字创业企业与单一主体保持较强的互动关系并不构成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多主体互动组态有4条,包括合作企业驱动型、中介机构助力下高校及科研机构驱动型、数字用户主导下合作企业驱动型、合作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双元驱动型;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产生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多主体互动组态有2条,与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组态存在非对称关系。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提高数字创业绩效的“黑箱”,使多主体互动与数字创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创业生态系统组态效应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影响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如何提升乡村的产业振兴质量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农业农村部2018年公布的首批全国100个典型双创示范县为样本,探析创业生态系统多因素组态效应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     

基于组态分析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内部治理因素及效果研究

    数字化浪潮推动了企业组织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平台型企业作为其中最典型的组织形态纷纷涌现。以平台核心企业为主导的生态系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生态成员种类及其衍生出的业务越来越复杂多样,如何对平台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内部治理成为学者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不同领域的12家平台组织进行深入案例研究及半结构化问卷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并结合已有文献提炼出影响平台生态系统内部治理的前因变量,并进一步运用fsQCA定性分析技术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平台技术投资、生态系统开放度、平台控制机制、平台领导力、成员间竞合程度是影响平台生态系统内部治理的主要前因变量;（2）单一变量对平台内部治理效果解释力弱,不同条件耦合形成的交易驱动型、服务驱动型、内容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四种组态均能实现高效治理;（3）非高效平台生态系统治理包括全面滞后型和管理无序型两种组态,在缺乏技术投资及控制机制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平台内部治理效果受到明显抑制。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揭示不同情境下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高效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营商环境对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我国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呈现区域差异的特征,塑造激发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的营商环境是缓解这种差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营商环境对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机制有何不同,是否存在一种或几种营商环境组态能够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这是目前学界尚未厘清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本文采用NCA和Q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31个省份为研究案例,分别探究营商环境单个要素是否是产生高创业数量或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以及营商环境组态下产生高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不同路径。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创业数量或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提升人文环境对于高创业数量/高创业质量的产生发挥普适作用;产生高创业数量有1条驱动路径,即人文—市场驱动型;产生高创业质量有2条驱动路径,即人文—政务驱动型和人文—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驱动型;存在1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即高市场环境、高政务环境、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辅以非高法律政策环境为边缘条件。研究结果为揭示促使区域创业数量和质量协同发展、缩小区域间创业活动差异的营商环境组态实现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鉴于学界缺少对其创新绩效微观层面的研究,本文从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视角出发,混合NCA、实证回归与QCA方法,考察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关键条件与组态效应,并提炼相应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研发能力、融资环境与市场竞争力会显著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2)存在5条提升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3)在融资受阻时,小规模生产或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都可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创新绩效。本文尝试了一种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新思考,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正式制度、传统主义文化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制度组态视角的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是加快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完善制度政策环境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应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选取市场化指数和传统主义文化作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探索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单一制度要素无法构成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组态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传统主义文化可以弥补正式制度要素不足,两者构成组态也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高与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并不对称。研究揭示了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有助于全面认识制度组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正式制度要素和传统主义文化间的耦合关系,并为政策制定者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fsQCA方法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多发性因素对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影响机制,研究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关系属性,以提出针对不同发展基础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R&D经费投入强度、每万人中研发人数、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信息产业规模水平四个条件变量构成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大数据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2）信息技术创新能力和信息资源开发能力等八个条件变量构成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七种前因条件构型,形成七种影响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因素组合;（3）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充分开发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努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也可实现后发赶超大力提升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最后根据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七种前因条件构型,并结合各地区大数据产业基础条件,总结提出三条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升路径,为各省提升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供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下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组态研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261家制造业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企业外部因素（数字环境、融资环境、技术环境）和内部因素（内部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多重联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单个因素并不会构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但自主创新能力对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普适作用;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数字环境助力下自主创新驱动型和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三种组态可以促进高企业转型升级,不同组态代表着不同内外部环境下转型升级的多重实现方式,尤其对于一线城市来说,数字环境与企业内部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存在协同效应;非高企业转型升级也包含三种组态,它们均显现出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问题,再次印证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并从整合视角挖掘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协同机制,从而推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