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体试验知情同意之立法完善

知情同意是人体试验的关键问题,对于受试者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规范人体试验时,我国法律对知情同意有相关规定,但存在一定的缺失和不足。在研究者告知义务方面,对于研究者的说明事项规范有待改进。在受试者同意方面,将行为能力制度运用于受试者的同意能力不适当,有建立＂医事上同意能力制度＂的必要,且受试者的同意能力应当依据个案判断。知情同意实践中,弱势群体之一孕妇参与人体试验在我国存在立法缺失,应予以补充和完善。     

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路径

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生物识别信息的运用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生物识别信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极强的人身依附性,刑法应当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现行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生物识别信息基本没有明确规定,对其在刑法中的法律概念、侵犯行为的基本类型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刑法规制界限不清。在法秩序统一原理下,明确生物识别信息在刑法中的定位、完善侵犯生物识别信息的违法行为、健全刑法与前置法的衔接,构建体系化和链条化的生物识别刑法保护框架,完善刑法保护路径。     

个人信息网络侵权中知情同意的边界问题

知情同意规则是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核心规则,但其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逐渐泛化,使其成为个人信息流动最广泛的基础。其原因既有知情同意规则本身的结构失衡,也有隐私政策的格式条款性质加剧了知情同意规则的形式化特征。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使知情同意规则既不能促进个人信息流通,也不能较好地保护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导致功能性受损。为此,文章通过概述知情同意规则在网络空间适用的内涵,进而指出知情同意规则网络的异化,最后结合信息区分学说,对知情同意规则的网络适用进行场景类型化构建,以达到明确适用边界、恢复应有功能的目的。     

规范伦理视域下知情同意原则的局限及其补救

知情同意原则是现当代社会医疗实践和人体科学实验中的基本伦理原则,它是在近现代的规范伦理视域下展开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规范伦理视域下的知情同意原则实践客观上受到一些特殊情形的限制,也常常呈现出形式主义的倾向.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需要接受德性伦理的指导,以德性伦理的方式来实行.     

临床上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的伦理难题分析

知情同意原则是临床上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应用非常广泛,但医务人员在实施知情同意原则时往往面临两难或多难伦理选择。文章分析了此类伦理难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伦理难题的建议。     

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研究——《民法典》第1035条释评

同意原则是互联网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它直接制约着用户数据隐私的保障限度。《民法典》第1035条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需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通过对冲突利益的平衡,以基础法的形式阐明和确立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适用标准。同意原则反映了信息主体对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的自我治理,体现了主体对自身道德权利的享有和个人自治的实施。它不仅包括对一般个人信息处理默示授权的弱同意,而且包含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明示授权的强同意。此外,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适用还受到公共利益、“合法、正当、必要与诚信原则”和信息公开等因素的限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法保护路径探究

科技创新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捷高效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目前,我国没有对公民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专门性立法,现行的法律保护模式与欧盟等地区类似,即认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信息的一个独特分类,将其作为个人信息的一部分予以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在个人信息法的范畴处理相关问题。《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法律范畴,然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定义未得到明确。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的立法趋势可能会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与个人信息区分开来。基于此,文章尝试构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保障及义务规范机制,并完善民事救济途径,以期完善我国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     

论医疗患者的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调整医患关系的基本准则。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在医疗损害责任中重点规定了知情同意制度。但因为我国整体医疗立法不足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尚未认识到知情同意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分析知情同意权与知情权的区别,论述其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促进知情同意制度的法律适用。     

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之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的现象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控制转基因生物转移显得日益重要。在《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提出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是限制和保障转基因生物转移的一道屏障,它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在立法上存在适用对象模糊、适用条件不合理以及在执法上存在进出口双方执行力不足、法律责任不明的情形,因而通过明确界定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以及在监督上引进安全证制度等来完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论"知情同意"的若干法律问题

知情同意义务是一种特殊的同意义务.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医疗行为时要对患者进行充分的告知并取得患者的同意,以保障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实现.基于对惠者自主权的尊重,医师在实施医疗干预措施前必须向患者尽充分的披露义务,向患者披露作为一位理性的患者意欲了解的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风险和信息,除非存在紧急情形、医疗特权和权利放弃的例外情形.建议我国应该通过立法尽快弥补关于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例外的处理、医疗信息的披露内容及尺度等方面规定的缺失.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中心的考察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予以规定,其将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规定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其他无需信息主体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情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其本身具有的紧迫性以及涉及到的重大公共利益,在此期间限制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因公共利益的非至上性以及处理个人信息需具有明确目的之限制,《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完全否定知情同意原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而是强调在必需情形下方可限制。为充分保障知情权,处理个人信息时保留知情规则;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明确限制知情同意原则时需遵循合理目的标准与最小损害标准。     

论生物识别信息界定中的识别标准及我国的建构

识别标准是生物识别信息概念的核心要素,也是厘清其与一般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关系的重要依据。当下,生物隐私立法呈现出界定生物识别信息的两种路径：一种是基于特定信息处理活动产生的生物识别信息,另一种则是根据数据来源产生的生物特征信息。从欧盟立法经验看,前者以“已识别”为标准,存在过于依赖信息处理者主观目的与保护范围较为狭窄的不足;后者以“可识别与已识别”为标准,虽扩宽了保护范围,但易与医疗健康信息和生物技术概念相混淆,且存在沦为“笼筐式”概念的风险。鉴于此,我国应以“直接识别+已识别”构建生物识别信息的识别标准,并在规制法中构建“生物特征数据”概念,以弥补保护法中较高识别标准所带来的局限性。     

论护士的告知义务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对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护士的告知义务进行概述.认为护士履行告知义务有利于建立和维护和谐的护患关系,有利于护士的自我保护.同时,护士在履行告知义务中应注意明确告知主体即知情同意权的主体,掌握告知时间,并取得覆行告知义务的证据.     

论告知同意原则在族群基因研究的应用及其发展趋势

在基因体研究进入以族群为基础(population based)的研究后,由于基因本身在遗传属性上具有非个人专属的特殊性,传统以个人为主体的告知同意原则.将产生重大挑战.而这种挑战已具体呈现在建置Taiwan Biobank时,对于应有特殊同意机制的思辨过程中;文章以建置族群基因数据库时所面临的告知同意问题为核心,除借镜于UK Biobank之理论实践经验外,并以台湾可行性计划为例.提出因应挑战而发展出具有社会特殊性的对策.     

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法的再思考——以讲授“知情同意”原则为例

案例教学法是医学伦理学教学中运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教学方法.本文从案例教学法的内涵入手,深入分析目前案例教学法存在的五种误区,在此基础上以讲授＂知情同意＂原则为例,进一步探讨案例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同意制度的完善

企业需要获取大量的个人信息,以此作为其自身运营的基础。然而企业在获取个人信息时存在没有获取个人同意的情形或者虽然获取了个人同意,但个人对其同意的内容、范围等有着一定的认识错误。探究个人同意的含义和分类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个人同意,引入个人同意的构成要素作为认定同意的标准,能够为企业提供获取个人信息的标准,促进个人信息的流通,使企业合规发展。     

论敏感个人信息的侵权保护

敏感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之间存在区分,“敏感性”需要客观的法律标准予以认定,“私密性”是主观认识。场景理论的引入将缓和敏感个人信息界定的僵化。敏感个人信息侵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对隐私权的侵害、诱发下游犯罪以及引起不必要的歧视。这些损失发生需要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性损害赔进行弥补。其中,损失可以通过缓和“严重的精神损害”、延伸“差额说”、信息主体获得利益等规则立体确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是事前防御性规则,处理敏感信息时违反该规定将被认为有过错。《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过错推定原则与《民法典》中的过错原则并不存在实质冲突,而是协调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