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易》道”在《史记》研究中的意义

对《史记》的评价不应低于《水浒》和《红楼梦》。司马迁在民族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应低于施耐庵和曹雪芹,而现在学术界的研究、纪念活动,后者远比前者热闹。这是不正常的。常此下去,会使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失掉宏观控制。《史记》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首先因为它内容博大精深语言简古质朴,猎谈资助消遣者不爱读,普及率低;其次因为我们还有旧的教条主义框架的影响。认为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就不利于实事求是的评价《史记》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大家公认,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块里程碑,其所创之义例,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尚罕有大的突破。人们皆知《史记》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实际它还是中国第一部全史。我们     

<<史记>>的民族凝聚力与研究现状

《史记》的生命之树为何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具有独特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国人的根柢书,此外,它还体现出四大特点：第一,是民族文化的浓缩;第二,是反映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第三,其历史与文学的成就遣泽后世;第四,司马迁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激励人生奋发有为。《史记》研究总成果的统计与分析表明,二千多年来《史记》研究始终受到重视,８０年代以来更是达到高峰,且具有研究方法多样化的新特点。当代《史记》研究的趋势是提高与普及双向发展。     

学习和怀念——读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重新出版了,这对我们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来说,是很有意义的。长之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长之先生在这本书里,以他特有的优美的笔调,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和《史记》,并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的角度全面分析、论证了司马迁及《史记》的思想和艺术。全书充满了闪光的语言、精辟的论断、深刻的论述和翔实的引证,尤其是其中许多富于开创性的见解,更给人以无限的启发。以后的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论著中的不少的论点,都可以从长之先生的这本书里找     

《史记》阅读教学要把握好哪些环节

韩兆琦教授这样评价：“《史记》是一座大山，永远耸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是一曲悲歌，永远回响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长河上。”执教以来，对于《史记》的阅读教学，经验是很少的。在指导学生学习了《（史记〉选读》后，感觉首先要有整体认识：了解司马迁；了解《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它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观、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和进步的历史观，带有其鲜明的感情色彩。对待不同人物，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可以借助《报任安书》一文来了解司马迁“隐忍苟活”，以生践志，从创作《史记》中找到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价值，从自比古圣先贤中获得安慰与自我肯定的心路历程。同时在阅读教学中，注意抓住表现情感的语言来分析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当然，在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中，也不可偏重一家之言，可以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以时代的视角解读历史，观照现实。     

挖掘思想内涵 品味传统文化——谈如何使用好《〈史记〉选读》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为后代史学家编写历史提供了示范,尤其是司马迁正直不屈的精神品质,影响了一代代后人。《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史记〉选读》作为选修课程,其目的是让学生在中学阶段全面系统地了解《史记》的体例特点、人文文化,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提升自身的品位,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史记〉选读》的教学要充分挖掘其思想内涵,使学生领略优秀的传统文化。     

司马迁的"士人"思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从《史记》中对于孔子、屈原、贾谊及李斯等古代“士人”的述评,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子观。     

《史记》性质略说

目下《史记》多被看作一部史学兼文学巨著,但史学、文学并不能涵盖《史记》的全部。从先秦以来的著述和司马迁创作的实际考察,《史记》实在史学、子学、经学和文学之间构筑一道互通互融的桥梁,并成就了"一家之言"的典范。《史记》具有史学的基础、子学的灵魂、经学的追求、文学的风神。《史记》是大历史与大文化、社会史与心灵史的高度融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与元典之作。     

略论《史记》通变观与《易》道的关系

司马迁的作史思想深受《易》的影响，他的“通变观”与《易》道的精神是一致的，其思想脉搏里跳动着《易》的文化精神。司马迁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思想家。《史记》不过是以“整齐其世传”为手段，通过历史来发表自己看法的哲学著作。司马迁暗含着写一部显性的《易》的意味     

司马迁文学观概述

《史记》是一部科学而严谨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堪称东方的“荷马史诗.”基于此,人们从多方面对《史记》进行了研究.对司马迁的文学观,许多前辈学者也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探讨.本文意在前人的基础上,钩稽一下司马迁的文学观.司马迁写这部史书的宗旨很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但是,当时文史尚未“分家”,司马迁关于文学的见解,往往和史论结合在一起,文心和史识是融汇贯通的.从他对历史问题的见解中,从他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文学的明确观点.     

承先继圣 惜死立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干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本文分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雪耻、成一家之言、显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目的，更体现了他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史记》既非舞台戏剧,也不是戏剧剧本,但读之却常常有一种恍如看戏般的感觉.作者很喜欢在集中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营造极富戏剧性的情景,从中刻画人物,塑造人物形象;而且,人物的语言也极富戏剧性,对于司马迁的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我们称之为"戏剧性笔法".《史记》的成功及司马迁的文学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应该归功于这种"戏剧性笔法"的使用.     

汤谐文学思想简述

汤谐自幼好学,对司马迁《史记》一书用功甚勤。他的《史记半解》一书在清代《史记》评点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文学和史学价值较高。而其在《史记半解·杂述》中关于古文文法之祖、意法关系、文章之道以及"欲得《史记》之妙,必先痛洗俗肠"的相关论述既是其文学思想的体现,也是其全部《史记》评注的纲领。明确这些,对研究《史记半解》有着重要的作用。     

《史记》的辨证艺术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汉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不仅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史记》的写作上,就形成了《史记》的辩证艺术。一、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方法《史记》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文学。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是坚持了“实录”这一根本历史原则的。因为他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来写作《史记》的,他所记叙的史实     

千古有遗风 中唐奏强音——从《张中丞传后叙》看韩愈对《史记》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针对初、盛唐以来颓靡的文风,他提出写作古文要学习先秦两汉之文,尤其是要学《史记》。《张中丞传后叙》是韩作中深得司马迁神髓之作。本文从《张中丞传后叙》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两个方面来探究韩文对《史记》的继承和发展。     

论《史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交流与互动

依据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分析《史记》成功的原因，《史记》之成功既在于司马迁对小传统的吸纳，又在于对大传统的继承。大传统的继承使得对小传统的吸纳成为可能，小传统的吸纳充实和丰富了大传统，为后人对《史记》的不断接受和诠释创造了条件。中华文明大传统就是由无数小传统构成。《史记》中小传统的吸纳主要从传说和神话、轶事和民间故事、诸子书人物故事的引入三方面看；而大传统主要指一个国家乃至民族内在的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主要从最重要的人本思想和实地考察的继承两方面看。这一成功的实践对于今后的文学创作、文学和历史研究乃至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有重要意义。     

《史记》隐喻叙述研究纲要

隐喻是《史记》叙述的基本样式及其修辞品格.它呈现为泛隐喻和隐喻修辞两个基本类型,前者是司马迁的历史阐释策略,后者是《史记》文本构成的语言行为.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将泛隐喻和隐喻修辞融为一体,建立了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独特地位,即对文学和史学边界的突破,从而构成我们面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所能体味的现代意义.     

司马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文运事,用文学之笔塑造历史人物成为典型形象,从而创造了中国传记文学,因此,司马迁又是一位文学家。司马迁是创立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者,语言巨匠,散文大家,他所写的史传人物是实录而不是虚构,但他做到了史笔与文笔的交融,对史传人物生活细节的遥情想象,高于生活,仿佛虚构,而合于实录之度,因此《史记》人物不是小说人物。     

论《史记》精神在元杂剧中的接受

元代文学具有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在这种背景下,《史记》在元代的接受研究就更具价值与意义。《史记》精神源远流长,滋养了后世文学,在元杂剧中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批判精神、侠义精神、悲剧精神三个方面。     

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方法——《史记》的辩证艺术之一

《史记》首先是史历其次才是文学。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是坚持了“实录”这一历史原则的。因为他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来写作《史记》的,他所记叙的史实有着极大的凭借和可靠性,是忠实和公允的,其文风是朴实无华的。与此同时,在坚持“实录”的前提下,司马迁又恰当地运用了一些文学方法,如选取典型事例、注意细节描写、善用渲染夸张、博采传闻故事、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语言等,使得《史记》中的许多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文学性,达到了历史和文学的辩证统一。     

《五帝本纪》中司马迁的话语批评

《五帝本纪》是《史记》中的第一篇,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司马迁用语言进行了历史话语的建构,一是语言下的材料整合,为人类的存在寻找到生存之根。二是言语中民族精神的重构,为人类前进寻找到精神的动力。三是话语中的民族精神,以探索生命的理想追求。最终,司马迁用庞大的艺术世界,构建了一套话语体系,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