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初期土耳其的中东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土耳其共和国长期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面临严重挑战。俄国的威胁迫使土耳其靠向西方大国。在20世纪50年代曼德列斯政府时期,土耳其实行亲美、亲西方的外交,在中东地区的外交积极主动。冷战使土耳其重返国际政治的中心,但作为西方在中东的一个坚定盟友,土耳其与中东其他国家关系疏远,影响其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雅法驱逐事件”透析一战时期德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依托其盟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东战场与协约国集团展开激烈角逐。奥斯曼帝国为了维护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多次打击该地区日益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德国外交官员则与土耳其人交涉,维护中东犹太人的利益,并且在“雅法驱逐事件”中保护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本文以“雅法驱逐事件”为切入点,揭示德国在一战期间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政策及其原因与利弊得失,并进而剖析了德国在这一时期中东局势中的战略取舍。     

石油安全视角下美国中东和平政策的历史悖论

冷战时期,美国介入中东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石油,中东石油对于美国在战略需求、经济需求、心理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美国在中东选择以色列作为战略支撑,以色列无助于解决石油问题,却导致阿以战乱不止。为确保中东石油安全,美国历届政府致力于推行中东和平政策,但由于美国的霸权野心、偏袒以色列、漠视阿拉伯国家利益等因素,和平外交屡屡受阻,收效甚微。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背离,美国中东和平政策陷入历史悖论。如何准确定位,平衡各方利益,乃是美国中东和平政策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东权力格局变化与以色列安全观转换

随着美国国力衰落,中东格局由美国单极主导向美、欧、俄、中、印等力量中心以及以色列、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构成的多元化格局演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在阿以之间寻求更加平衡的新中东政策,美以战略准联盟纽带松动,中东权力优势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斜,阿以战略对比以色列单边优势难以维系.以色列应顺势转换安全观念...     

美国调整对俄罗斯政策

美国调整对俄罗斯政策何大隆自去年１２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后，美国政府一直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变化：政府进行了彻底改组，“激进改革派”失势，“休克疗法”被放弃，民族主义势力增强；在波黑危机、中东外交和俄美间谍风波中对美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     

普遍主义的胜利——迪安·艾奇逊与“杜鲁门主义”之缔造

作为杜鲁门政府实际上的外交决策者,时任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成为二战后美国政坛标榜遏制政策的旗手。苏联对希腊、土耳其的觊觎,使艾奇逊确信苏联对美国已经形成重大威胁,开始从倡导大国合作转向推崇冷战政策。由于对《杜鲁门主义国情咨文》的起草以及《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实施过程的高度参与,艾奇逊逐渐成为冷战初期西方政坛的关键人物。至此,普遍主义的思维导向潜移默化地主宰了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通过结合最新档案文献对杜鲁门主义之缔造历程进行的研究,势必可以发掘出以艾奇逊为代表的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者们的思维轨迹,从而更好地分析美国冷战政策形成之动因。     

试析一战期间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双轨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中近东地区实施双轨外交,对土耳其亚洲领土做出了互为矛盾的承诺,试图将法国和阿拉伯王公都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本文着重分析英国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矛盾,探讨英国不断调整政策的根源和实质,阐释英国对阿拉伯人的食言和背叛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恶劣影响.     

美国中东石油外交的合作主义模式分析

石油是我们看待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视角和窗口.美国的中东石油外交政策在美国的中东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维护美国垄断财团利益、美国中东石油利益的重要措施,更对美国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美国通过合作主义外交有效地维护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美国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也体现了其权力与自由的悖论,而这也反映了美国民主的困境.     

繁荣党执政与土美关系

1996年6月,以埃尔巴甘为首的伊斯兰政党在土耳其上台执政,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关于土耳其存在伊斯兰威胁的声音不仅来自西欧和美国,也来自中东和土耳其,但繁荣党执政期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传统外交路线,而是与美国保持了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对土耳其军方迫使繁荣党下台一事基本上是赞同的。就土耳其的情况而言,所谓“伊斯兰威胁”可以说是一种神话而不是现实。     

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政策分析

文章从分析俄罗斯历史上的中东政策入手,探讨俄罗斯在当前叙利亚内战中采取的政策及其缘由,重点分析俄罗斯相应政策中的外交、经济、政治及民族问题因素,对俄罗斯与美国对叙政策中所基于的共同深层利益进行了阐释。     

20世纪末期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外交关系的影响

土耳其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库尔德问题就成为影响其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土耳其历届政府对库尔德人均采取否认和打击的态度。厄扎尔上台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强硬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温和”手段,试图缓和与库尔德人和存在库尔德民族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去世后,新一届土耳其政府结束了对库尔德人的“宽松政策”,又回到了实行凯末尔的民族政策的老路上来,造成了土耳其外交关系的恶化。     

1927年“南京事件”对中美外交的影响

19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兴起,通过北伐战争,北洋军政府被推翻。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期间的中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摩擦不断。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南京事件",亦称"南京慘案"。事件发生之后,中美两国在长达一年的交涉中,不断逐渐调整双方关系。"南京事件"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蒋介石亲美外交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看英国的东欧外交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冷战走向缓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东西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英国确定并坚持了“鼓励但不干预”的基本原则,也执行了不趁机离间东欧国家与苏联关系、不单独对抗苏联的政策。英国的东欧外交具有比较明显的双重性,即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的对苏政策,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英国在冷战期间始终保持着与东欧国家的交往,以期从长远促进东欧国家的社会变革。在与东欧国家交往时,英国也十分重视西方联盟的团结。     

开放经济下地方财政竞争与中央最优政策——兼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调整

我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的"东部优先",到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东部优先"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相配合的协调互动发展战略的过程。对不同时期政策效率的解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异质性地区间对外资的竞争和中央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基于两阶段斯塔克尔伯格博弈模型,文章对中央的地区差别性和相同性政策的效率进行了比较,最后对其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上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伊朗与埃及关系解析

伊朗和埃及都是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古国、大国强国,研究两国关系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学术意义。依据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方法,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角度梳理两国的关系史,认为1979年前两国关系先是友好,再是冷淡,再变为友好。1979年后双方在对待超级大国、哈马斯、法塔赫、真主党、巴以和平、波斯湾事务和地区安全上分歧很多,因此两国关系日渐疏远敌对。2009年以来伊朗有意与埃及缓和关系,随着穆巴拉克下台,埃及对外政策调整,两国有可能关系缓和,并对中东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安倍晋三新政权在外交与安保领域上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

2012年安倍第二次组阁之后,在国内政策方面大力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创造条件。而经济方面的"安倍经济学"在1年多的时间里为推动日本经济复苏作出极大努力的同时,也几乎释放了全部利好。其扩大日本债务规模,促进日元持续贬值等政策加深了日本与周边各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矛盾。而外交与安保领域的重大变化,从价值观外交到地球仪外交,从钓鱼岛问题到"东海防空识别区",安倍新政权的诸多新举措对中国的外部安全形势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从伊拉克战争看欧美关系

欧美之间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 ,在当前的伊拉克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欧美之间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 ,并不是因为双方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 ,而是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差异 ,即双方在对待伊拉克的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 ,分歧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和作法。欧盟主要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 ,与欧盟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利益密切相关 ,包括经济、安全、对外政策取向和欧盟对中东局势的某些特定的考量。即使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的英国 ,与美国的出发点也并不完全一致 ,与其他欧盟国家也不存在根本冲突。欧美关系的基本性质仍旧是“盟国关系” ,欧盟国家在对伊拉克战争 ,特别是战后重建的问题上仍将与美国合作。     

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马克思对外贸易政策理论

马克思对外贸易政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无论推行何种贸易政策都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自由贸易的本质是“资本的自由”,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幌子;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中关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间歇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全球经济环境背景以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要求决定了其对华推行何种贸易政策。因此,中国应从改变对外贸易战略、积极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等多元途径探讨应对策略。     

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之立法思考

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预防腐败的终端利器,各国均在立法中做了完善规定。当前我国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尚未真正确立,只限于政策性规定,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缺乏强制性、执行力和有效监督,不能充分发挥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应有作用。我们应适应我国当前的反腐形势,考虑将这一制度入法,并参照国外立法先进经验,确立完备的制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