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魂兮归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论文从张爱玲入史的个案来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两种不同生成环境。前者倾向于研究型文学史,后者大部分是教科书文学史,这不同的书写取向是如何导致书写范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风格史和精神史的对立。论文先从新世纪夏志清和刘再复对张爱玲的有关争论,回顾了建国前后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接受史,是后来如何围绕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争论和影响中展开。最后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做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并指出了精神史的书写范式是如何紧附着意识形态的幽灵,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它在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甚至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则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而这些至今都在无形中导致了大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读孟繁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建立之初,就深受现代文学的学科建制的影响。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学科的建制上,也体现在书写范式上。受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影响,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叙述框架和价值标注,主要是以单一的“社会历史决定论”的观念为根据,     

《文史通义》“圆神方智”说发微

“史体”分类有两种:“体类”和“体性”。《文史通义》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实际上是在《史通》“六家二体”的“体类”之分外,提出了“史体”“体性”的分类范式。这种分类范式把历史学与史家的主体性挂钩,与西方现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学艺术性的阐扬,可以参照发明。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一种写史"范式",影响且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夏志清从文学性、人性和道德情感的角度评判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研究模式,与大陆以"革命斗争"思想启蒙"改造国民灵魂"等关注视角迥然不同。对言词、字句和文字本身细腻的关注是文学史编写文学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基本立足点。就此而言,夏著的典范意义对当前文学史编写如何走出困境有启示作用。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

如何把握和审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丈学‘现代化”,文学史的研究存在三大理论范式,即意识形态范式,“整体”性范式,现代性范式。意识形态范式认为,一九四九年前后两个阶段的丈学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学。“整体”性范式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丈学是世界丈学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整体”,并非因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九四九年而中断。现代性范式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性在文学层面的一种表现和展示。     

回眸与前瞻──“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范式”研讨会综述

回眸与前瞻──“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范式”研讨会综述叶木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主办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学术研讨会。来自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文学地理学解读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并且其中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已经表现出“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的文学地理学思想。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构建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和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都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以唐瞍《现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例

以唐搜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本在其各自时代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学史为例,通过一种互文的阅读来考察“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探讨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得与失,并借此试图反思当下文学批评流行的某些观念与方法。从文学史范型看,前者是一种实践的理论,是革命实践的文学史表征;后者则是一种理论的实践,是人性论的文学史写作实践。     

苏轼研究的一种“范式”———论《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意义

朱靖华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尤其是在苏轼研究上造诣颇深。《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一书以“用学术论文为东坡作传”为核心目的, 注意把苏轼放在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论述, 尤其重视苏轼在文学史中具有的开创性贡献。在对作品和现象分析的时候注意把握其产生的深层原因, 同时还重视文学史上一些经常被忽视的细节问题, 挖掘其中的内在原因和规律, 从而为苏轼研究建立了一种“范式”。朱靖华教授的研究“范式”, 不仅对苏轼研究, 而且对     

读邵伯周主编《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自五十年代初创建以来,长期笼罩在由两重光环编织而成的“光圈”之中:一.现代文学史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衍变,或至多只是现代革命史的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史;二.既然无文学史主体的独特性,那末,用以指导研究的方法则必然是以原则定义上的“论”,去评判既定已成的作家作品.于是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人的文学”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进化论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观、女性文学史观等多种文学史观。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的文学"是其发展中或隐或显的整体线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以"人的文学"文学史观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符合文学史的史实,又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性特征。     

启蒙的不同书写——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李光洙的《无情》

鲁迅、李光洙是中韩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本文试图通过二位作者的生平、创作储备、各自文本的艺术取向比较,探讨和揭示共名的“启蒙”主题下演绎的不同思想轨迹和文学想象。     

徘徊在“知识分子”与“文人”之间——“鸳蝴派”等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传统

在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如何接纳“鸳蝴派”和张爱玲等“边缘”作家,是一个解释学的难题。,人们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解释传统接纳这些“边缘”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来精英化的文学史观念相应发生了内在分化和重组。考察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精英式想象如何发生动摇,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观察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能写出“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以建国后“鲁迅研究”为例

从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开始,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日渐高涨,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得到了刺激性的发展,而以鲁迅研究最为突出。本文旨在通过"重写文学史"潮流中鲁迅研究的实例,来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方向,为"重写"这一永不终结的命题做个简单的梳理。     

“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学科化与体制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70年的时间里已完成了80部之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无可推卸地成为了文学史编撰的先导与模本,既是对前一段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该书在强调时效性的同时兼容了＂人本＂、＂激情＂等学科化特色;确立了文学史的体制化和话语权威;提供了新时期之后文学重评的标准;也留给我们一些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当下时势与学术主流之间的困惑与挑战。     

“民国机制”之“进入”历史研讨的反思——兼与李怡等学者商榷

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进入”历史的实际操作中,有三点值得省思并与李怡等学者商榷。第一,商定使该历史阶段的文学资源有效整合在同一个层面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尺度。李怡目前关注的是有“现代”性质的文学样式,这并没有实现大的突破。同时,“民国机制”更多还是在做文本以外的研究。第二,社会各界依旧未能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对“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未作进一步探讨。第三,探索有效“书写”历史的途经。这一方面需要端正“写史”的态度。另一方面需要在“叙述历史和建构历史”的方式上进行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沈从文戏剧中的谐趣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在他刚刚踏上文坛之时创作了一些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由于创作的时间早,在沈从文整个的文学创作史上所占的比重又很小,因而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在事实上这些戏剧却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存在着,不容忽视。我们可以从谐趣呈现的策略,谐趣中的理趣,谐趣产生的原因三个方面来探讨沈从文戏剧中的谐趣的审美意味。     

关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重审

作为一个特殊称谓,“现代派”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曾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现代派”文学对于80年代文学以及此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和影响是巨大的,但其生成、发展和价值却包含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在揭示“现代转型”的逻辑下,如何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现代派”的出场,“敞开”的逻辑,“历史”的生成进行价值重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具有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