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河南省级官员治理黄河

黄河肆虐河南，终明一代都没有停止。黄河决口对河南地区造成的伤害不仅在于河决的当时，而且殃及后世。河南省级官员作为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员，如何治河、如何救灾、如何治民成为其主要施政内容之一。他们采取具体有效措施治理河灾。为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政府官员：仅有道歉是不够的

2005年6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对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监测结果．河南省焦作市首次进入“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单．在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中名列第八。其他几个城市是．临汾、阳泉、大同、金昌、宜宾、株洲，重庆、长治、攀枝花。焦作也是河南唯一一个入列的城市。监测结果公布后．在焦作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6月15日，     

浅论我国官员腐败的根源和制度性治理

腐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受到市场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蜕化,对权力的不当使用缺乏有效的制约,应该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并建立切实可行的实施制度,以制止腐败的蔓延。     

中国官员知多少

中国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个百姓一个官”，是最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数字得出的过程中，“官”和“干部”以及“吃财政饭的”、“吃皇粮的”混为一谈．“官”的外延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最终“算”出了一个“4572万”的耸人听闻的庞大数字。     

清中后期皖籍官员群体的阶段性演变与闽台社会治理

清中后期,皖籍官员入闽任职的人数增加,成为闽台治理的重要群体。皖籍官员群体在闽台社会治理中具有延续性,并积极参与国家对台湾的治理和政策的谋划。嘉道年间,皖籍官员参与平定东南海盗和台湾动乱,在善后事宜和区域治理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咸同兵燹,随着皖籍人士避难来闽人数增加,在闽皖籍官商网络构建出现了历史契机,设立了福州安徽会馆。同光时期,淮系军队入驻台湾,在巩固海防和稳定台湾局势上卓有成绩,淮军在台设立了昭忠祠。淮军从台湾撤回之后,淮系掌管了福州船政局,持续参与闽台社会治理。     

金代益都府官员的选任及其治理

作为金代山东东路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益都府官员的活动对于当地的发展至关重要。从金代益都府官员的任职情况来看,以世宗、章宗和宣宗三朝所选任的官员人数为多。金代益都府官员的籍贯所属区域,主要分布于齐鲁地区和燕云地区,尤以山东东路居多。金代益都府官员的入仕途径大致可分为六种：恩荫、科举进士、军功、世袭、出职、归降。对金代益都府职官的选任及其活动进行整体考察,可以窥探金代益都府地区的政治治理情况。     

媒介舆论监督的治理功能

通过传媒促进舆论监督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越来越自觉地将媒介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媒介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也出现了记者腐败、媒介权力越界、监督失度等现象,使媒介的舆论监督偏离正常的轨道.19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我们提出发挥媒介舆论监督的治理功能,有利于提高舆论监督过程中公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有利于把握舆论监督的度并推动舆论监督的法制化进程.     

中国官员正在面临形象危机

2013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为中国官员形象把了把脉。该报告指出,村干部、基层官员、高层官员、执法官员以及准官员为五个高危官员群体,而官员面临的五大形象危机被概括为：性丑闻、露巨富、被扒光、被牵连和被假冒。“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处于高危状态,危机事件高发、易发,官员形象的形势更加严重,     

从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角度论官员财产公开的法理依据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的国际法依据和国内法依据在于,知情权和隐私权同为国际人权,知情权是国内法上的基本权利,隐私权是国内法中的人身权利;在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背景下强调知情权优先,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同时也要平衡其与隐私权的关系.通过修改《公务员法》的方式,遵循分类处理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依据、主体范围、公开内容、详细程序、监督措施等.     

舆论监督与名誉侵权问题浅析--兼论对党政官员舆论批评的责任定位

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舆论监督往往与监督对象的名誉权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舆论批评与党政官员的名誉权之间尤为明显。本文从舆论监督和名誉权的内涵和各自价值着手分析，结合我国司法实际，试对两者进行价值选择，以对党政官员舆论批评中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进行科学定位。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官员财产申报困境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制度反腐的重要举措,也有助于保护官员的合法财产。但长期以来,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始终局限于公布单个政策性文件,而迟迟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确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用制度变迁理论的观点去看待并解释现阶段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障碍,并得出以下结论: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内在价值冲突,法律地位较低,政策文本本身的缺憾,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改革的潜在风险较大,监督约束机制不足等是影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制约因素。基于此,寻找可以有效化解困境的未来发展路径,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尽快完善和最终确立做出有益探索。     

当代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困境、变革及其启示

20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共同治理面临着教师参与度降低、教师与管理者对共同治理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及功能蜕变等困境。为此,美国大学试图通过工会化、在院校类型和治理风格间建立联系、加速共同治理决策进程、增进理解与合作等措施来加以改进。其变革过程表明,共同治理依然是美国大学最具学术魅力的制度设计,中国大学应在克服其弊端的同时,以共同治理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来破解泛行政化的难题。     

网络安全国家治理的诺斯悖论及其应对

网络安全的国家治理建立在社会自治失灵所提供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并表现出既强调国家作用也倡导社会协作的新国家主义取向。然而规制的强化再次引发了对于国家权力过度膨胀的忧虑,表现为当下网络安全治理领域风险话语的流行,泛安全化危险的暴露,泛行政化与泛政治化风险的出现,以及法律明显的精细化和前置化趋势,网络安全不同领域的权力分配也遭遇了失衡风险,如此便在规制需要与过度规制之间产生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诺斯悖论。均衡国家主导作用的关键在于培育自主的能动社会,应通过充分的公权信息披露,社会对国家在治理与政治参与两方面的反向建构,以及负责企业和理性公民的培育,来实现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正和博弈,进而实现善治。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的困境及其突破

当前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体系在解决多元共治、权力共享、约束制衡等方面存在五重困境,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困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困境、二级管理的落实困境、治理过程的透明化困境、治理文化的熔铸困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困境。破解这些治理困境,亟须全方位推进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建设,建立由"五位一体"内部治理结构、"一章八制"制度体系、"五纵五横"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制度化"内部控制体系、"数据化"治理平台构成的内部治理体系。     

转型期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的困境及其制度超越

转型期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富有成效,决定着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发展。现代大学的目标不可能自动自主地实现,而是必须通过诸多复杂的治理环节及一系列制度设计方可完成。当下,中国大学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为此,应采取多元、融合的治理理念,积极消解官僚本位,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责任体系及合法性支持,以实现大学的卓越发展。     

我国腐败官员外逃及应对之策

当前,腐败犯罪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明显,腐败官员潜逃境外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政治与法制,为民众所诟病。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腐败官员外逃问题,大力开展境外追逃工作,通过引渡、非法移民遣返、劝返等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腐败官员境外追逃存在诸多障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和完善党员干部家属移居海外报告和备案等制度,建立预防腐败官员外逃的长效机制,同时,灵活运用量刑、不判处死刑等承诺,进一步加强腐败官员境外追逃的国际合作。     

官员的年龄

经常听到这样的笑话：如今，需要保密的不是女人的年龄，而是领导干部的真实年龄。因为有些干部私改年龄的现象已非个案。     

当今美国大学治理的困境及其启示

当今美国大学治理面临来自内外的诸多挑战。本文试从政府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大学自治和教职治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探究其面临的困境，旨在为中国大学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大学治理上，中国政府应该做有限政府，对大学适度宏观控制；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中介组织走向“非政府化”；尊重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大学有限积极自治、逐步实现政校分开；进行体制创新，教职治理“重心”必须下移，切实赋予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实质性权力。     

官员“雷语”的现实危害与规范治理

官员"雷语"的本质在于制造官民对立。官员"雷语"频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官场生态中官本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的具体体现。治理官员雷人之语,治本之策在于改变语言背后的现实,让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让官员对人民负起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