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江南儒生阶层的社会教化实践——以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以余治为中心,深入探讨以他为代表的儒生阶层重建晚清江南市镇乡村伦理秩序的教化努力问题。在考察余治宣讲乡约、变通义学、推广劝善剧、辑著和广分善书等具体教化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分析儒生阶层伦理教化的践行效果,力求为当今的社会教化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乡村文化秩序重建中乡村教师的使命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文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乡村文化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如文化价值危机及传承危机等。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主要的知识群体,应自觉肩负起乡村文化秩序重建的历史使命,即“尽心”传承乡土文化,“尽职”守护乡村课堂,“尽力”传播文明乡风。在乡村文化秩序重建中,乡村教师要敢于作为,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阶级斗争表层下的深层矛盾及乡村伦理秩序——重读《艳阳天》

小农私有属性与合作化运动集体观念间的内在矛盾是《艳阳天》叙事的根本动力。作为叙事表层的阶级斗争话语,与深层的乡村伦理、规则秩序形成合谋。一方面,浩然在乡村伦理道德的批判层面增加马之悦的权重,促成他以“阶级敌人”身份跌落乡村权力舞台的结局;另一方面,浩然再次利用人伦、情感、权力等话语手段,使得作为“外来者”的萧长春,克服了诸多“先天不足”,最终实现乡村基层权力的更迭。而这意味着萧长春所带领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从而达到合作化运动自明其合法性的目的。     

中国乡村秩序的百年变迁与治理转型——以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讨论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秩序逻辑和治理模式.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传统礼治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导致了深刻的秩序危机.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一套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新的治理模式——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重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加上乡村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很弱,导致了新一轮的乡村秩序危机,而现代法律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加剧了这种危机.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秩序重建的核心是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走出二者非此即彼的困境:一方面要重建适合农村的公共权威系统,特别是法律系统;另一方面要重建民间的权威系统,特别是民间调解系统.此外,要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新秩序.     

秩序与自由——浅议译者的伦理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交流方式,是涉及到多方人际和文化关系的伦理活动。传统翻译观认为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将译者置于“奴仆”的地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产生了一些意欲解“奴仆”之“镣铐”的翻译研究理论。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将文化视为翻译的要素,强调文化对翻译的限制。各种理论虽各有不同侧重,然而翻译所涉及到的人际和文化关系不变。译者作为各种关系的核心,其所承载的伦理关系具有多边性、层次性。     

宋代江西乡村私学与地方社会述评——以地方知识阶层的参与为视角

宋代统治者重教兴文,印刷术普及等是宋代江西乡村私学兴起的外部环境;江右经济飞速发展,民间知识阶层渐起并参与地方事务乃其内部动因。地方知识阶层,以不同的教育形式广泛参与乡村私学,以此作为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乡村私学的发展对两宋江西地方社会确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地方知识阶层个体素质的提高,地方社会整体风气的提升以及地方学术思想的繁兴助益颇显。     

民国时期的乡村师范教育——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运动之后,乡村教育思想兴起,乡村师范教育作为乡村教育的＂母机＂发展起来。江苏省作为教育大省,积极发展乡村师范教育,经历了初创探索、改革发展和衰落三个时期。对江苏省的乡村师范教育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既要看到其取得成效的一面,也应看到这种成效是小范围和局部的,其社会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并没有达到改造整个乡村社会的目的。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师与乡村成人教育探析——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乡村小学教师作为近代乡村社会的特殊知识精英群体,在乡村社会改造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势下,被赋予了参与乡村社会重建的使命.他们通过推进乡村成人教育的形式参与到乡村社会重建活动中来,这不仅推动了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更为近代乡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结社论略——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文人结社风气浓厚,江南更是文人结社的核心地区。作为江南文学群体的主要构成者——文化家族,在结社的大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丰富了社团的形式,既有一门风雅的同姓社团,也有以某一家族首倡而形成的社团,更多的则是多个家族共同参与的社团。文化家族结社,不仅使得江南的社事活动如火如荼,也使得文人结社具有了参社成员亲缘化、结社风气传承化以及社团文化家族化的特点。江南文化家族参与结社活动,既促进了江南社事规模化的发展,也拓展了家族的交游,彰显门第风雅,并且繁荣了江南的文学活动,提升了江南文人社团的文学品位。     

晚清江南制造局的财务奏销与管理

江南制造局是制造新式枪炮的洋务企业,但其奏销和管理却是在传统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经历从开单奏销到造册奏销、经费立案的变化后,制造局试图从内部加强成本和财务监控,但因为政治权力格局及洋务企业分割而治的影响,财务奏销领款有方,但监察无力。四柱清册在技术上也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洋务事务。在制造局内部,采买管理、库房管理和薪酬管理为其主要漏洞。缺乏与人事控制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使制造局的经费运用效率极低,成本核算难以反向控制。     

汉代伦理行为的功利化——以汉代伦理与制度整合、互动为考察中心

汉代为伦理与制度整合、互动的关键时期。本文由汉代政府旌表对孝、忠行为之认可等方面入手,分析孝、忠伦理行为由出自天性缘于内在情感的个人行为到为官方制度引导和控制的功利化之社会行为的变异过程,探讨了两汉社会政治伦理教化的变异及影响。     

论教育秩序的演变与重建——基于社会变迁的分析

农业社会教育活动的秩序是自发秩序。进入工业社会后,教育活动的整体生态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即有限开放和低度复杂,这一阶段的教育秩序源于自上而下的理性创制,即计划秩序。在当代社会,教育活动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复杂性特征,这些变化令计划秩序面临困境,新的教育秩序呼之欲出,这就是合作秩序,它是对计划秩序的超越。     

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重建

本文从乡村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关注农村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乡村教育的意义和乡村文化的危机所在,重点解决乡村教育怎样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问题。文章中论述的观点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道德治理内涵的演变与良性伦理秩序的构建

近年来,人们对"道德治理"内涵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以道德方式的治理"转变为"对道德问题的治理"。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道德受到了来自市场领域的全面渗透以及法律效力相对强化的冲击,也包括道德在面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道德治理内涵的演变,不仅反映了道德正面临逐步边缘化的危险境地,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些道德问题的突出性和严重性。面对道德的"困境",道德治理不能仅仅围绕几个具体而细小的问题展开,而应着眼于更为长远的目标和宏大的愿景——良性伦理秩序的构建。     

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福建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意识理路的转变、组织机构的沿革以及诸多实验个案的考察，来探讨教会大学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与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关系，并在分析其乡村建设运动特色和评价其绩效和不足的基础上，对目前学术界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定论进行了初步省思。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视角考察

文章探析了在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的因素及其路径选择。如何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应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文章着重探讨了在乡村社会中,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具体路径选择。     

灾荒与社会——以唐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础,唐代前期江南地区虽有灾害,但多是"灾而少荒"。中晚唐时期,江南地区多受战乱之苦,加之唐王朝对江南地区赋税的盘剥日益严重,这一时期江南社会灾荒频仍,疫病多发,民生艰难。灾荒袭来,唐政府有所因应,然受时局所限,其实效性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