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美

“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这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晨报·诗刊》创刊时说的话.徐志摩一生在诗艺探索上是个有心人,在创作中不断地创格、创新,追求诗美.在新月诗派形成之初,他与闻一多等人为在中国建立一种“创格的新诗”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徐志摩和闻一多对新诗有许多一致的见解.闻一多认为作诗是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徐志摩也认为诗是诗人“个性的表现”,感情的升华,来不得一点儿虚假.闻一多提倡诗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徐志摩则认为“新格式与新音节”是创造诗的形式美的要点,并认为诗“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当闻一多的格律说在诗坛上开始出现形式主义的     

现代诗派与戴望舒

现代派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亮点,是诗歌发展中的必然结果。周伯乃在他《中国新诗之回顾》里说：“现代派诗的最大特质,就是具有象征派的含蓄,但没有象征派的神秘幽玄。它具有古典主义的典雅、理性,但没有古典主义的刻板。它有浪漫派的奔放、热情、但没有他们的无羁、狂放。所以现代派的诗,是集前辈诗人所长的综合表现,它具有古典主义的理性,也有象征派的暧昧和浪漫派的热情,这是现代派的诗的最大特质。”     

试论徐志摩诗美特征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追求至纯至美的诗人。本文从真纯美和格律美两大特征谈论徐志摩对诗美的追求,他诗艺的创格,为新诗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体现了新诗开始成熟地把目光转向诗艺的追求。     

花开花谢情深几许——《我漂亮的玫瑰树》、《一朵枯萎的紫罗兰》和《水仙》对比解析

英国浪漫派诗人长于借自然之象诉内心之情.《我漂亮的玫瑰树》、《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与《水仙》分别是浪漫派的起点诗人布莱克、“浪漫骑士”雪莱以及“湖畔派”代表华兹华斯的咏花诗.诗人在诗作中借花言情,借三朵“花”吐露出三种不同的爱情观.玫瑰树诉说了布莱克对爱情的忠贞信仰,他的情感世界是纯真的;紫罗兰寄托了雪莱对亡妻的缅怀,他的情感世界是浪漫的;水仙慨叹的是华兹华斯与爱人相思不得见的孤独,他的情感世界纯真的浪漫与浪漫的纯真兼而有之.     

二十年代新诗流派审视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创造了完全解放的新诗体——自由体诗，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大繁荣。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流派的审美特征

作为30年代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现代派代表着一段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虽然该派从形成到衰落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形成了一支促使新诗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40年代的“九叶诗人”和新时期的青年诗人，都是从现代派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艺术营养，因此说，现代派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派诗歌既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又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和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诗风大异其趣，其审美特质在于它是古典意境与现代意识的统一，是中国历史沉淀的审美情趣与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倾向的统…     

余光中诗歌中的古典美

余光中是新诗中的现代古典派，“上承中国古典和英国浪漫派诗风，与二十年代中国抒情诗相连，并接受美国文学的启发，调和中西文化，纳古典于现代，深广透达，融会了多种文化而不离其宗”。他的诗歌既富时代气息，又洋溢着古典浪漫情怀，给予现代诗歌焕然一新的面貌，字里行间闪烁着灵动的情韵和任侠之风。梁实秋称他：“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二三十年代几个新诗流派述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新诗经过一段时间的滞留、酝酿,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繁荣局面。这就是1925年～1937年新诗在世界文化影响下的多向发展。本文拟对新诗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作一些评介。 新月派主要受英国浪漫派的影响,从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直到哈代的诗歌创作,都直接间接地培育了新月诗人。特别是徐志摩深得英诗的神韵和音乐美,闻一多更从英诗的格律得到启示,并根据汉语白话的特性,创建了新格律诗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流派风格。新格律诗的提出,又是针对新诗散文化的弊病,这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对纠正新诗直白和散文化倾向起了积极作用,使其重开生机,出现了色彩缤纷的局面。     

"诗"的回归与重塑——简论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匡正

白话新诗诞生时即有先天不足,“非诗化”倾向严重。一些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起而行之,站在“诗”的角度,从表现手法、外在形式等方面,不断矫正新诗的发展方向,使白话新诗从“白话”走向“诗”,力图找到一条既能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又富有鲜明现代气息的诗歌道路。     

试评徐志摩

徐志摩作为“五四”时期的诗人,他复杂而矛盾的人生观,在新诗上的努力与不足,使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过去我们是把他当成反动诗人来批判的,近年来随着左倾思想的日益纠正和实事求是作风的贯彻深入,对徐志摩虽有所改观,但仍缺乏全面的评价。“你尽可以从各个方面批评他的作品,但在现代作家中,你不能忽略他的独占地位。”徐志摩这段评价刘海粟的话,用于他自己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甚为公允恰当。     

从《再别康桥》看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

现代著名诗人兼学者朱自清先生说：“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他是在徐志摩还没有逝世前就这么说的。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徐志摩对新诗的发展，确实做出过比较突出的贡献。从徐的全部诗歌创作看，他的诗是以浪漫主义为特点的。而真正构成徐志摩诗歌艺术特色和独到贡献的，是他的一部分抒情诗，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这类诗可以说代表了徐诗的主体。徐志摩是个主张以作品表现自己“性灵”的诗人。最能表现诗人性灵的诗，大概要算《再别康桥》了。这首诗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三美”主张———新诗…     

沟通传统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再别康桥》解读

上个世纪初,以胡适先生的《尝试集》为发端的白话新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当时间进入20年代,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作为新诗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社团——新月派,所要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二是把创作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转向“诗”自身,也即“使诗成为诗”。“如果说,早期白话诗人是从中国传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宋诗那里,获得反叛的历史依据与启示;那么,现在新月派诗人就开始与中国诗传统中的主流取得了历史的衔接与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徐志摩作…     

李金发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传统

李金发的诗歌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史的纪元 ,自李金发始 ,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一般的新诗乃至与中国传统诗歌拉开了美学思维和艺术形貌的距离 ,从而体现出真正富有法兰西恶魔派风格的“异质”。象征主义最根本的异质性 ,在于它情绪的“颓废”,然而 ,李金发象征诗的思想构成和情绪构成依然与这一时代的新诗保持某种相通的联系。与一般的新诗在深层思想倾向上的同构性的体现 ,对于李金发的象征诗 ,许多人一面进行异端性的排斥和批判 ,一面又不知不觉地受着它的影响 ,与其同步发展。     

朴实见风华 平淡见腴厚——浅谈朱自清诗论的审美取向

朱自清先生谦逊谨严的文学批评态度，形成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他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倡导者。他以辛勤的耕耘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缩短诗人审美追求与读者审美心理之间的距离架桥铺路。朱自清先生宽宏的文学批评态度，与他的思想历程和人格特性密不可分。他对于新诗的一个至为重要的贡献即如何“见出平淡的生活里蕴藏着的悲喜剧”，从日常生活里“感觉”诗的存在；并且。他对于新诗形式的美学思考也是深入的。积极的。     

论新诗诗人误读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原因及后果

由于20世纪，特别是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革命的浪漫时代，新诗诗人又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很容易与浪漫主义精神产生共鸣，因此浪漫主义思潮流行中国，浪漫主义诗歌成为对新诗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外国诗歌流派。这种影响不仅来自浪漫主义诗歌本身，也源于新诗诗人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误读”。新诗诗人夸大了浪漫主义诗歌从抒情内容到体形式上对传统的颠覆作用，特别是夸大了诗人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和诗体方式的“自由性”，助长了新诗诗人在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上对“自由”的过度追求，特别是误以为诗体的大解放是浪漫主义最显的一个特点，严重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     

三十年代“现代派”新诗论纲

作为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现代派代表着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虽然该派从形成到衰落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形成了一支促使新诗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新时期的青年诗人,都是从现代派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艺术营养,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吟咏着“月的凄清”和“梦的幻影”的现代派诗歌既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又与以李金发为     

高标独树,新诗诗体学理论建设的又一面风旗--兼论《台湾新诗十家论》的卓越贡献

章从四个方面论证《台湾新诗十家论》所做出的贡献：一、陶保玺以中华大一统的眼光审视、观照、评论台湾十位杰出的现当代诗人的精品佳构。二、陶保玺从形式入手，评价诗人及其作品是从批评实践上对一直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内容决定形式”的艺理论的一种反拨，更是一种批判和挑战。三、陶保玺以自己创建的新诗诗体学理论和诗歌美学原则来解析和评论台湾诗人诗作的诗美之所在。他还从诗体学的角度对郭小川、洛夫、余光中三位诗人进行观照、比较、整合和统摄，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大一统的诗史观。四、同时，他是在用诗一般的激情和唯美笔触来撰写他这一本理论专的。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20世纪初中国新诗的三大流派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种流派的新诗：自由诗派以创造完全解放的新诗体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刨了新的诗风。“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大繁荣。     

艾略特的《荒原》与卞之琳的《几个人》

在中国新诗史上,卞之琳是一位真正有哲学意识的诗人,西方现代意识和“荒原”意识对诗人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逃避情感而追求智性凝聚的诗,正渗透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现代诗用一种近乎冷峻的笔调,描述了他“小处智慧,大处茫然”的生之迷茫和对现实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