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商会档案探析

保定商会档案是研究近代保定城市史、河北省乃至华北区域史的重要档案文献。保定商会档案大体分为商会及同业公会的组织人事管理、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教育活动、社会活动、对外活动等六大部分,具有地方性、连续性、互补性等特点。保定商会档案在研究近代保定商会自身的演变、保定及华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小城市商人的伦理及行为、近代保定城市生活变迁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南洋中华商会研究：回顾与思考

南洋中华商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南洋华人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曾经与国内政府及商会有着密切互动,后来虽专注于在地化的商人整合,与国内一度有所隔离,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跨越国界,在推动东亚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华商网络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南洋中华商会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国商会史更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及东亚华人经济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时代更具独特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也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但现有研究或以国别为界,或分离近代与当下,整体及纵向脉络尚不清晰,中华商会与华商网络、华人社会及全球化之关系也需要更宏观的审视.鉴于此,更需深入发掘史料,纵横比较,贯通近代与现在,沟通商会与社会,在整体性探讨、视角和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解析于学术及现实都有价值的真问题.     

影像史学与中国教育史研究——以教育影像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影像史学是史学发展的新动态。从影像史学的学术背景、学术主张和学术价值来看,将影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教育史研究,对教育史研究思路的扩展和教育史学科地位的提升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以影像为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尝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显不足。以教育纪录片为例,视觉史料、听觉史料和档案史料,对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都有着重要价值。因此,不仅要认识到历史影像在史料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更要充分发挥影像史学的理论价值,积极推进教育史研究的发展。     

清末苏州商会调解商事纠纷述论

调解商事纠纷,亦即受理商事诉讼,是清末苏州和其他地区的商会保护商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商会的重要的社会职能之一。由于商会的这一职能涉及到有关司法方面的内容,但又与一般官府断狱讼案有很大不同,因而我们将调解商事纠纷称为商会不完全的司法职能。一、争取受理商事诉讼权     

商会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相关领域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在国内起步之时,章开沅、林增平等颇具学术洞察力的老一辈著名近代史学者即曾断定,商会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而且还将带动和拓展对于中国近代史其他相关重要领域的探讨。也就是说,商会史研究的兴盛对于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现今时过境迁,林增平先生也已作古多年,但他们的断言则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实。     

中国环境史文献的分类问题初探

中国环境史作为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发展和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支撑,但由于环境史在历史学科中的特殊性,一些文献中不常被人关注的内容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据史料中所见环境史信息的分布状况,按史料的来源、史料记述的内容、历史时间的纵向排列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环境史史料进行整合和分类。在具体的分类过程中,对口述史料、田野考察资料、考古史料和其他非文字史料等特殊史料和文献的处理也值得注意。环境史文献的分类进行梳理及研究,对推进环境史文献学的建构不无裨益。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商会的管理与控制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商会指导管理权移至政府,但同时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加强对商会监管,又采取诸如强制入会、派遣书记、组训人员、工作会报等多种手段,对商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渗透,逐步建构起组织管理与业务管理相结合的双重管理体制。这些措施排斥了其他党派对商会的渗透,也保证了国民党对商会的领导地位。然而,双重管理体制过于偏重监管,忽视发挥商会的能动性,这不仅降低了管制效果,也制约着国民党通过商会等团体实现改造和建设社会的目的。     

建国以来史料学的理论探讨

建国以来,史料学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史料的重要性一度被弱化,史料学是否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备受质疑。改革开放以后,史料学研究重新兴起和繁荣,学术界对史料学的理论体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与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相比,理论探讨缺乏深度和系统性。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传统史料学又面临新的挑战和变革,有待于学界开展更广泛、更多样的理论研究。回顾总结史料学的发展历程,积极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主持人语:商会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相关领域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在国内起步之时,章开沅、林增平等颇具学术洞察力的老一辈著名近代史学者即曾断定,商会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而且还将带动和拓展对于中国近代史其他相关重要领域的探讨.也就是说,商会史研究的兴盛对于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现今时过境迁,林增平先生也已作古多年,但他们的断言则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实.     

浅析历史资料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历史学的学习,是基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即是史料的研究。史料,指的是长期以来,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史料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历史文献、实物文献,还有口述文献。通过丰富多彩的史料,可以对历史学进行详细、系统、全面的研究。史料也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真实客观的第一手史学研究资料。对于历史教学来讲,史料教学也最为高效、常用的历史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史料的学习和讲解,学生对历史会有更加直观的理解。本文就史料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展开探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手工业的调查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手工业的调查研究经历了从学术性向功利性的转变,调查研究的实用性取向突出,既关注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又注重其差异性,将概况性调查与精细化调查结合起来,理论上具有超前性。这些调查为深入研究近代乡村手工业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不过,在运用调查材料时,应审慎地分析各项调查的背景、方法、时段、对象等方面的差异性。     

唯物史观是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使我们对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从天国降到人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人和社会的基础在于劳动。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的提法，生产劳动对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和地位及其领域作出了规定，不仅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而且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

苏州商会作为商办的民间社团,在民国初期的一系列发展,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其具体表现,不仅仅是苏州商会能够在辛亥革命后政体变更的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地采取新的应对举措和发展措施,从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不断完善自身的选举制度,使商会的选举与以往相比较更具有广泛性和民主性。此外,苏州商会还积极成立商事公断处等新的机构,在受理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五四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中苏州商会的态度更加积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更加显著。     

初中历史教学中巧用材料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对历史材料分析,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对我国历史的热爱。而在新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在初中学习阶段,学习历史的主要原因是培养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能力,而不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去应付考试。     

《国语》的史料来源

有关《国语》怎样成书,比较集中的说法是编撰者杂取周王室及各诸侯国“春秋”史料而成。其实除了“春秋”一类的史料外,尚有诸如“诗”、“礼”、“乐”、“令”、“故志”、“训典”以及瞽矇口述历史等多种文献为其成书提供史料。这些文献不但丰富了《国语》的史学和文学的内涵,而且增加了《国语》的审美价值。那种认为《国语》不过是毫无润色的史料的简单拼凑,显然是错误的。     

《中庸》的修身思想

《中庸》作为儒家的重要典籍不仅包含着关于天人之际的玄思义理,还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中庸》开篇关于天命、性、道、教的阐述可以视作修身教化的指向,也体现了“修身”在《中庸》中的重要地位.《中庸》的修身思想以“诚与中庸”为修身之总纲,以“礼”与“和”为修身之关键,同时又有着三达德、五达道的具体德目要求.《中庸》的修身思想专注于“切中伦常”,并注重道德主体之自觉,这对于当今社会道德建设有可资借鉴之处.     

关于人的两重未来——弗罗洛夫人研究观点析

弗罗洛夫把人放在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从发生学意义上和社会学意义上加以考察。他的“人研究”任务就是遵循这条思路,在人的现实生存境况中,一方面把人作为生物学上的人,展示其生物学前景;另一方面把人作为社会人,展示其社会学前景。弗罗洛夫对人及人的未来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跳出了传统哲学人学单纯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或者只是从社会学意义出发,对人的本质把握的圈子,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也为中国哲学界的人学研究提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密切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有益借鉴。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教育史研究

教育史研究当然要搜集材料,但史料并不是史学,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教育史学的,是要靠教育史家的思想。任何一种教育史叙述或解说,不可避免地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前提假设出发的。本文试图从教育史研究前提假设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浅谈《国富论》的历史认识价值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巨著,更是一个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来阐释经济范畴与原理的范例。它是斯密关于历史进化过程的更广泛的观点应用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反映了一个关于人类和宇宙更基本的前提在历史上的表现。其中斯密的阶级分析法、历史阶段理论、殖民地理论等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     

无锡商会与1929年国民救国会被捣毁风潮

1929年7月初,无锡县国民救国会因查扣日货事件与地方商人发生所谓救国会被捣毁风潮。救国会呈控地方商民大肆捣毁救国会,抢走被扣押之日货。据此,无锡县政府先后拘押两名地方商人。为营救俩人以及反对救国会查货,在请愿无果的情形下,无锡地方十三业宣布总罢市。最终,在无锡商会的调处下,无锡县政府答应了大部分请愿要求,罢市风潮得以平息。本文据有关资料,通过无锡国民救国会被捣毁风潮的梳理,揭示了反日运动中地方商民与国民救国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通过对商会调处的分析,亦展现了在复杂背景下商会功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