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方法论思考——关于“局内人”、“局外人”信条的反审与重构

教育学者介入实践,是对传统的“局内人”信条与“局外人”信条的方法论突破。它改变了教育学者和教师的习惯性生存方式,实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相互滋养与双向建构。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必须在疏远与接近、“抽离”与“卷入”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保持对研究对象群体的疏远,是为了对研究对象保持一种陌生化和理性化,以便能够有充分的思维空间,以审视的立场来研究它;接近研究对象,是为了获得对它的切身感受,获得更为深刻的内心体验。教育学者介入实践,是一种双重介入,因而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是两种不同行动主体各自的生活和彼此的交往方式。     

从中介到创生：教育学者介入教育实践的再认识

当前,许多教育学者在介入教育实践中建构理论、改进实践,但教育学者在介入中仍然坚持理论至上原则,将介入视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这种中介型介入使理论与实践、教育学者与实践者之间产生新的隔阂,且忽视了教育实践的特殊性。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学者的介入行动应是创生型的介入,即教育学者通过具身行动来创造性地认识、把握并重建教育实践,以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不断涌现新质的活动。为实现创生型介入,教育学者应实现研究与行动的协同共进、开展探索性实验、与实践者组成第二型学习组织并建构共享心智。     

教育学者参与实践变革的责任担当

当教育学者以"参与性行动者"的身份介入学校变革时,他实际上影响到了教育实践者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方向.因此,教育学者不能回避属于自己的那份实践责任.与教育实践者不同,教育学者参与实践变革,需要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和"适度责任",其边界和限度与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深度和方式密切相关.     

教育学者何为?——教育学者的立场反思与归属选择

“教育学者何为”,无论是对教育学者本身而言,还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既表现为教育学者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改进之间的研究立场选择,也表现为教育学者在专业知识分子与普遍知识分子之间的身份选择。教育问题所具有的沟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联接专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特性,为“教育学者何为”提供了一种可能回答,也使教育学者超越立场与归属的选择成为可能。教育学者唯有经由教育问题反思自己的专业生活与行动逻辑,才能过一种有意义的专业生活,才能对当下中国教育大国建设与大国教育思想建设有所作为。     

教育学者在介入实践中发展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学院化生存方式固有的远离实践特征制约了教育学者的长远发展。介入实践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生存方式,有助于教育学者提升社会责任感、坚守教育学立场,进而推动中国特色教育学建设。教育学者在介入实践中发展,应跨越边界,在“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穿行;重塑关系,由与教育实践者的传统专业契约关系向反映性专业契约关系转变;优化行动反思模式,并行开展单路径学习与双路径学习;互动共生,积极参与组织建设以争取有利发展环境。     

"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张性"辩解

在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双方内在都有“摆脱”对方的需要。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既亲密又疏远的关系保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呼应和反思、批判。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合法的脱离”。企图克服、否定、抛弃这种“脱离”是科学理性僭越在教育中的表现。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有助于解决教育理论和实践间的经院式的纷争。     

论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

"使命"意味着职责、任务和责任,它是人或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与责任,代表着人或组织事业的价值取向与定位,规定着人或者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教育学者的使命是教育学者职业生活信念的体现和表达,教育学者对其使命的透彻意识直接关涉着其学术思考的品质及其价值的发挥.在当前,中国教育学者应肩负起推进中国本土原创教育理论的建构、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以及传播教育理论从而提升社会的教育智识等三重使命.要完成这些使命,中国教育学者必须保持和恪守"学者"的品格、良知与天职,扎根中国鲜活的教育实践,在守护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与国外学术话语和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尽力将自己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     

论“双向滋养型”的合作教育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出现一种新型的合作教育研究形态,即"双向滋养"型合作教育研究.它是当代教育理论更新与实践变革同时态发展及突破德国与美国教育研究局限性的需要,其发展亦与介入主义兴起、中国学术传统促动及思维方式更新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以理论者与实践者为中介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内在沟通与转化.     

关于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思考

研究性学习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是一种教育理念.在高职院校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实践与研究,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处理好研究性学习与科学研究、教师的研究能力、目前学生学习评价方式、研究途径以及现行课程体系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     

论“深度介入”式的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发展与学校教育实践变革需要教育理论者实现从"旁观"到"深度介入"研究方式的转向。相较于其他学科研究及已有教育研究方式而言,"深度介入"式教育研究方式在方法论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强调理论者自身的价值在实践中的介入与转化及其对实践变革的置入性介入;坚持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及其变革中的全程、持续、深入渗透;发展理论者与实践者基于内在需要的合作关系;以"成事.成人"的相互沟通与转化为合作的核心内容;在以学校为基本单位的整体视野下开展学校整体性的转型性变革。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由"地方经济史"与"地方民族史"看"时代"、"地区"与"民族"性类目的归类问题

“时代”、“地区”和“民族”性类目常常并列列出,归类时可以从有关相近相邻类目的内容划分中找出划分标准;分析主表中注释隐含的划分标准;分析类目包含的主要内容成分判断或参考一些相关类目规定的划分标准,来寻找到合理的归类方法。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从龙和dragon的国俗语义看龙的英译及中国龙文化

龙和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拟通过对比分析龙与dragon在本质、国俗语义上的差异,探讨如何看待龙的英译及龙文化问题,以达到准确传递龙文化信息、更好地对外传播我们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的目的。     

浅谈日语历史资料翻译中的“信”“达”“雅”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准确而又完整地再次表达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严复曾提出翻译的三大标准,"信""达""雅",任何一名翻译工作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需谨记这三大准则[1]。要想做好翻译,在熟练掌握翻译理论与技巧的基础上,还需要将其应用到实际的翻译实践中。关于优秀教师形象的研究中显示,学生期待教师能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2]。只有经过不断地实践才能将翻译做得更好,因此本研究通过结合翻译校正实践,浅谈日语历史资料翻译中的"信""达""雅"。     

关于《周易正义》"道"概念的理解与辨析

孔疏时其"道"这一基本范畴有全面、深入的论述,但只有在时"无"、"易"、"太极"、"一"、"太虚"、"神"等重要概念与"道"的同异辨析基础上才可能理解孔疏道器体系推衍的始点和易学思想的核心概念.     

论“Dragon”及“龙”的再译

本文从“龙”和“dragon”两词的词源着手,论证了“龙”被译为“dragon”及“drago被译为“龙”是误译而不是文化意象错位,提出了两词的新的译法。     

论战争的“起源”与“根源”

战争的起源问题即是战争“何时发生”这个“时间问题”，战争的根源问题则是战争“为什么发生”这个“原因问题”。普遍意义上的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这既符合马恩的经典论述，也与史实相吻；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超越社会形态、超越时空的战争的共同根源；依据社会形态演进的纵向层次分析和战争根源内容的横向层次分析，参照经济发展史，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在“穷人对富人”和富人对穷人”之间经历了四次大的转换。然而，战争并不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必然趋势，因为随着人类明的进步，和平解决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因此，人类战争的演变不会出现第五次大转换。     

对"恩""怨"问题的伦理思考

“恩怨”问题,是伦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恩怨”有三种价值应对模式,六种价值表现形式。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联系。理解和把握对待“恩”与“怨”的价值模式,对于达到人际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