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由“汉音”到“魏响”——“建安风骨”的形成及其审美意向

建安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邺下文人集团” ,形成了代表建安时期整体审美意向的“建安风骨”。其内容取向上的“刚健”与“端直” ,构成了他们直面人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在审美的情感意向上 ,集中体现为“慷慨悲凉”的情感基调。在中国文学史上 ,完成了由“汉音”向“魏响”的转化过程 ,树立了“建安风骨”这面不倒的旗帜     

“言”与“不言”的吊诡——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同权力体制间的力量角逐对其文学风貌有着直接的浸染——不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涌入金陵城。“政”与“学”的冲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愈发激烈，由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生发出“言与不言”的两条书写路径。一条是旅居于南京的外籍文人，他们以“他者记忆”的方式进行着情感真挚的南京书写，重启了市民文学的辉煌篇章。一条是以南京为文学起点的本地文人，他们奔赴异地，以“外乡建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开掘。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胡适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三曹”“三苏”情谊迥异

繁荣的“建安时代”,文坛上出现了曹操、曹丕、曹植三位大文豪,他们是父子兄弟,并称为“三曹”。建安文学的繁荣,曹氏父子是有功绩的。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优异的文学才能,招揽人才,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以他们父子三人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即“建安七子”)并且是这个文学集团中卓有成就的诗人或文学批评家。出现在北宋文坛上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是我国文学史上又一个“一家三父子,     

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一对文学命题。自提出至今,众多学人对其内涵进行了探究,但他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隔”与“不隔”是王国维立足于“境界”这一审美形式,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所提出来的——那么,不站在对《人间词话》的综合观照的基础上、特别是对“境界”内涵的理解上,仅摘章寻句的求解,无异于缘木求鱼。     

“80后文学”的“是”与“非”

80后群体已经渐入“而立”之年并开始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渐成熟,意识形态也逐渐趋于稳定。随着80后的群体意识逐步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交融,80后正在迎来他们从叛逆者到社会主流的角色转变的重要时期。然而,80后文学目前仍被定义在“亚文化”和“边缘文学”的阶段,其作品还存在着缺乏深度、自我重复等诸多创作软肋。然而无论80后文学的现状如何,随着80后群体的不断成长,80后文学由于缺乏社会历练而造成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也终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积淀而被逐渐弥补和改善,我们拭目以待。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对“文革文学”思潮的一种叙述

“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联性”。这些“关联性”是我们能够走向对“文革”文学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理由。“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除了在“文学体制”、“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之外,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有文学的“理论命题”、文学创造的“实际操作”和“文学行为”等具体体现的文学思潮类型、形态方面的大量“同源”“同向”的现象。二者之间呈现为鲜明的“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特征。     

“图本”与“文本”在儿童早期文学接受中的价值

学龄前儿童尚未系统识字,导致他们的早期文学接受呈现出与成人迥异的独特面貌。“图本型”与“文本型”文学读物在儿童早期文学接受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幼儿文学读物的作者、出版者和阅读引导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实现二者价值的有效互补。     

“直抒胸臆”的散文：“个人”进入世界的方式——从余秋雨、刘亮程到南帆

文学的有效性，其实就是文学“个人”对世界的进入方式。小说、诗歌在“个人化”表达上自然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但因文体的局限毕竟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尴尬。正因散文能“直抒胸臆”，它的“自由”更能使作家的“思想”痛快淋漓。按照时间顺序，“身体”在文学中的起起伏伏无疑是19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余秋雨、刘亮程、南帆的散文在主题的意义上可看作是“身体”处境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同时文学介入现实的有效性也得以不断地深入。这应该是散文最具现实感的另一面。     

选择连词"其"与语气副词"其"

选择连词"其"和语气副词"其",是古代汉语中极易混淆的两种虚词用法,在某些具体文献用例中,"其"字到底用作选择连词还是语气副词往往难以识别.作者试从二者的源流关系和它们的现代汉语译文等角度,分析造成二者难以识别的原因,并由此探求在具体文献用例中怎样进行识别的方法.     

从“寻根”走向“多元”——20世纪80年代知青写作回叙

知青作家是寻根文学的主力,寻根文学改变了新时期文学的叙事方向。寻根文学创作要比其理论高明得多,其作品所导致的实际文化价值判断大多与其理论旨趣相悖。“寻根”过后,知青作家作出了新的选择,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知青写作很快由分化而汇入多元化文学发展潮流之中。     

文化“苦旅”——论儒道释在《中国文学史》教材中的体现

以四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为标本,以两位古代文学家为个案,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道释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现状,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呈现经历了曲折,重写中国文学史应该不断注入文化的血液,还原古典诗人、作家及其作品的本来面目,真正领略中国古典文学的无限风光、无穷魅力。     

透视《七月》《希望》的“同人”定位

在战火中创刊的《七月》、《希望》是现代文学异彩纷呈的文学期刊中卓具个性的两支奇葩。两份刊物贯穿始终的编辑思想之一就是"同人"性质的定位。这种定位在当时的文学、文化环境之下显得不合时宜,同时又恰恰塑造了《七月》、《希望》的文学及思想的成就,却也为其刊物"同人"埋下了其后命运的伏笔。     

乡村“神话”与都市“传奇”:沈从文、张爱玲比较论

沈从文与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分别以抒写湘西乡土生命与描摹沪港市民生活而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现代性"的作家,他们区别于大历史叙事的个性化文学观,独特的情爱世界,可以分别谓之乡村"神话"与都市"传奇"的作品形态,对单维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了令人欣慰的补充,当然也有各自的不足。     

维特的“烦恼”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

《少年维特之烦恼》对20世纪中国作家有着明显的影响,而维特式“烦恼”或“忧怨”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更是感染了几代作家并成为一种忧郁型的创作症侯。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维特式忧怨与中国文学的感伤传统在“现代性焦虑”中融结,体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形态中便是感伤和哀怨。其次,20世纪中国忧怨类作品的基本表达方式是“舒郁”——心理倾诉和“解愠”——主观抒发。正是在东方化语境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怨类创作既有西方色调,也有本身的生成特性。     

"大团圆"模式的儒学渊源

中国悲剧文学中的“大团圆”结构模式渊源于“乐感”精神的观点,缺乏文化依据和文本支持。“大团圆”结构模式是由儒家文化所规定的。在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下,中国叙事文学注重“信实”,而“信实”之作又往往与儒家的道德理想抵牾不合,于是作家们不得不在主体故事之外加上一个“大团圆”的尾巴,以实现“惩恶扬善”的功利目的,张扬理想道德和理想人格,并使情感的发泄归于中正平和。     

"乱世佳人"与"佳人乱世"--郝思嘉与杨贵妃形象的文化解读

郝思嘉与杨贵妃都是学画廊的女性形象，生长在不同的历史、化和民族之中。不同的化塑造了不同的性格，而其鲜活独特的个性又集中体现着化的性格。化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和促进着社会的发展。     

但丁《论俗语》与“五四”白话文

但丁的《论俗语》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建立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同时为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方,中国“五四”的白话文与但丁的《论俗语》具有同样的效果。两种语言在同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都对各自的社会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