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清代科场案——以戊午科场案为中心

清代,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在科考前考官与士子交通舞弊,关节条子盛行,致使科场舞弊不断发生,科场大案要案接连出现。为整肃科场、整顿吏治,清代尤其是清前期采取严厉措施惩治舞弊的考官士子,进而整肃科场,使科场秩序有所好转,同时也使吏治廉洁。本文拟以戊午科场案为中心,从整顿吏治的角度以及把此案置于清代整个科场案中两个方面来探讨清代科场案。     

科举弊案的防范及处罚

科举考试曾被视为天下选拔人才至公的制度而维持了1200年有余,但在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产生了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弊端,尤其是考试中以非正常手段获得成功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科举制已经废止一百余年,但其防治舞弊的措施与方法仍然对现代考试制度有着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清代顺天乡试案研究

清代科场案接二连三,对清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顺天乡试案在清代科场案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相对于其他省闱的乡试案,顺天乡试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很值得大家关注。另外,顺天府地处京畿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属于直隶省的一个府,因而对于顺天乡试案的研究是河北科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科场案及其官民应对

明代科场案的发生及其特征与有明一代的政治生态紧密相关。从明初降至明季,随着政治生态的恶化,有明的科场大抵经历了从大抵服帖渐至弊窦丛生,终成积重难返的变动过程。面对着愈益繁复的科场案,官方不断完善考试程式及各种防弊措施。与此同时,民间力量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科场以增加自己中第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互动既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又使得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僵化。     

清代科举与闽都文化

清代,福建的文教事业处于领先地位,这在科举方面有着明显的反映。首先是确定了科举、文教大省的地位,在科举考试中享受到了大省的待遇,这表现在乡试主考官的选派、乡试中额、学额等方面。其次,福建属于边远省份,因此,也享受了一些内地士子享受不到的待遇,士子对朝廷的优惠政策积极回应,苦读风气日渐浓厚,文教事业稳步发展。再次,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士风朴实,反应在科场中,就是很少冒尖,也很少惹祸,乡闱稳定,这是科举、文教平稳发展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之一。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可以透视闽都文化的一些特征。     

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

清代武举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取士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自身民族特性的写照和反映。清代武举考试在嘉庆帝以前不但将文试与武试分开来进行,而且也比较重视文试的功能。武举中对各级考官的设置参照文举进行,在考试级别中也设有殿试一项,同时采取了复试的办法以搜罗人才,并借此严肃考风考纪。清代八旗宗室内部的官学与举业也同样以其民族性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举,八旗内部无论是文试还是武试均恪守“祖制”,时刻保持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就科举考试而言,清代武举与八旗官学和八旗科举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它构成了清代科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     

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政策,早在元明清科举考试中已实行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尤其是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元明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历史前瞻性和合理性,对当今高考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肃顺与戊午科场案考论

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的冤狱，案情的处理是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处死主考宫大学士柏葰是肃顺推行重典治国策略的重要步骤，既整饬了吏治、打击了政敌，又为他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扫请了障碍。戊午科场案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集体舞弊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个犹如精装豆腐块的被子叠放在那里，我赶紧加快脚步，再走几间宿舍看看，被子依然精彩。新生刚入学三天，被子怎么可能叠得这么有型这么薄呢？我想我该相信学生们的话了。     

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初探

科举经费对科举考试的有效开展意义重大。清代科举经费名目繁多,尤以考试过程中科场运作经费名目最多,不过就其大者而言,主要包括科场食用费和员役工赏费两项。通过分析和探讨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开支情况,发现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不仅名目繁多,支出占整个乡试经费开支中比重最大,其经费支出情况还具有规范性、等级性和人文性特点。     

清代科举士子在台湾的影响研究

清政府在康熙年间收复台湾,随即在台湾推行科举制,科举制的推行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台湾意义重大。取得功名的科举士子不仅极大的提升了自己和家族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成为士绅阶层的科举士子积极参与文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影响了台湾文教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繁荣。     

清代科举世家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文献考述

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是中州科举望族。明季以来,河南固始吴氏家族科举仕进、代有闻人。该族文化底蕴深厚,族谱、家乘皆修,族内多人留有著述,但存佚情况不明。经考可知,其族谱、家乘乃至庄规皆存,族中至少15人有著述行世,著(辑)书总书目50余种,今存约30种。这些文献在推动状元吴其濬相关研究、钩稽新的仕宦交游网络、补地方史志之缺、辑时人文集之佚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清代非独立型科举考场考论

清代是中国历代科举考场制度建设的最高峰.除了殿试,从最低级别的童生县试到最高级别的举人会试,均出现了专用科举考场,但普及率各不相同.为了既能节约考试成本,又能为考生提供应试便利条件、加强考试秩序管理,清代各地将试院、考棚等考试功能建筑与政府衙署、地方官学、书院、文昌宫等公共建筑结合在一起.与其他专用科举考场一样,非独立型科举考场同样是清代地方社会努力追求科举考试制度公平的重要表现,体现了清代科举考场"以公益求公平"的文化特征.     

试论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

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清朝统治者奉行对满族宗室贵族的优待政策,力图通过满族宗室贵族达到对全国政权的统治。因而在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则恪守祖制,维护以清语骑射为特征的满族固有文化,并在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为宗室人员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清代八旗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     

清代蒙学教材中的文学教育与科举关系探析

清代蒙学教材的编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蒙学教材的编撰在蒙童接受规律和教学效果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连接点,在文学教育与科举之间表现出密切的关联,表现为:蒙学教材的形式美和格律美,契合清代科举文体的要求,在美好的音律和规整的文字形式教育中与清代的科举教育恰当地接轨;将有益科举的以往蒙学读物改编成韵语形式;有益科举的蒙学诗文韵对读物更易受到追捧;蒙学教材偶句韵语中体现出明显的科举思想。     

清代噶礼张伯行互参案背后的政治博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发生了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相参奏案。康熙帝随即派出钦差大臣赴江南对互参案进行会审。在长达8个月的会审过程中,审案钦差大臣、江南地方军政要员以及内阁重臣等对此案所持态度不一,或明或暗地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着案件审理。4名审案钦差大臣只是掩饰和解,瞻徇定议;安徽巡抚梁世勋、苏州织造李煦、江西巡抚郎廷极以及江宁将军马三奇等明显偏袒噶礼;大学士李光地则站在张伯行一边;江宁织造曹寅、致仕吏部尚书宋荦、浙江巡抚王度昭则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从中可以窥见康熙朝后期满汉大臣之间隔阂甚深,满汉矛盾依然尖锐以及官场政治生态已趋于恶化。     

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