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琉封贡关系的调适倾向——以琉人来贡中的违纪事件为视角

自洪武五年杨载诏谕琉球"归附"以来,终明一代中琉两国都保持着封贡关系.但在两国藩属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种调适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成化年间琉球贡期的改变与确定,尽管琉球多次请求保持一岁一贡的"定例",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造成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便是琉人来贡期间的违法乱纪行为,由此导致的琉球贡期改变的结果不仅削弱...     

试析明代徽州谱序中程氏家族的迁徙缘由

谱序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纲挈领、概括全谱的作用。程氏家族作为徽州名门望族,在其谱序中则着重记载了其家族迁徙的历史。在安土重迁的古代社会中,程氏各支派迁徙的具体缘由虽然万殊,但都是以家族安居乐业为基本目标,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背井离乡。对程氏家族迁徙缘由的研究,加深对其家族历史的认识,也丰富了对徽州地区的研究。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日常生活与诗文创作——以木公、木增为中心

明代木氏家族共历15世,世代子孙皆雅好诗文,其中尤以木公、木增文学成就最高,且有诗文集存世。在研讨多洛肯、王铭璇辑校《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的基础上,以木公、木增为中心,对木氏土司的日常生活与诗文创作进行研究。木氏家族的诗文创作主要围绕日常生活展开,内容涵盖山水游赏、诗酒遣怀、交游酬唱、文化休闲与风物民俗等方面。木氏家族的诗文反映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文学的深度融合,加强其研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积极作用。     

明代闽地文人追踪

明代闽地活动着不少文人的身影,如陈亮、周玄、黄玄、高棅、林章、林鸿、林古度等等。林章少年老成,才华横溢,诗以盛唐为宗,而又天然浑成,诗风“酸楚寥落”;林鸿诗为闽派代表,冠“闽中十才子”之首,诗亦得唐诗神髓,七言诗“苍辣警策”,然“高仿”功夫自有评说;林古度一生漫长,诗风亦随年月而变,早年诗学六朝,清绮婉缛,虽有韵味却气势偏弱,后来一度一变而为楚风,晚年之作沉郁苍凉,饱含兴亡之慨。     

明代温州家族教育初探

家族教育不仅影响着家族的发展和繁盛,更关乎家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明代温州家族教育十分发达,族学、家训、礼仪等多种教育形式并存。多种家族教育形式的实施,一方面支撑家族繁荣发展的精英人才络绎不绝。而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普通族众能够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学养。     

明代分封诸王述论

封王建藩是明初集权的重要举措之一.分封目的在于"藩屏帝室","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企图通过强化宗室权力,巩固朱明王朝的一统天下.但是,由此引发的宗藩问题,成为明王朝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史料记载"国家宗室之患,惟在崇之太尊,防之太密".     

明代保定书院述论

明代保定书院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拓展了书院历史的知识,丰富了地区教育体制及其思想的内涵.书院的教学活动丰富,内容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区城个性,尤其是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在保定不同书院的传承与争鸣,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学术文化在北方的新走向.     

张载与明代气学

张载独创理学思潮中的气学流派,以此深刻影响了明代气学.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著名气学家在继承和汲取张载气学的基础上,又对张载思想加以发挥,对宋明理学加以修正和革新,是当时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明理学在明代的发展趋向.张载创立关学,促进了理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程朱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思辨性哲理为理学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方面体现了张载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明代教化

明代在赋予各级政府，特别是以州县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用暴力手段维护专制统治的同时，更赋予其实施统治思想教育来强化专制统治。宣讲圣谕、律令，兴办官学、社学等均是明代教化的主要内容。     

明代"薄俸"制述论

明代"官俸最薄",明代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提高俸禄.但终明一代,薪俸微薄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为薪俸低微,官员往往铤而走险,造成贪墨之风盛行,吏治极度败坏,进而给明代政治、经济乃至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但从另一角度讲,高俸禄抑制吏治腐败毕竟是有限的,它只能解决一些较为突出且低水平的要求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穷奢极欲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甚至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明代吏治的腐败完全归结为俸禄微薄.     

明代戏曲思想的流变

明代戏曲创作,是我国戏曲史上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高峰,它的戏曲思想以教化论和主情论为主,其流变大致经过了教化论的高扬——教化论的极致表达——主情论的提出以及对教化论的反拨——主情论的泛化与恶性张扬——向教化论的适当回归几个阶段.     

明代王学的基本政治问题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明代王学的政治哲学思路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治心可以转化治世,好的生活在于民众的自我创造;万物一体是最好的人间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无所谓阶级之分、亲仇之别,一律与自我本身同等对待;良知及其他内在性的资源可以转化为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人也从完善的道德个体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民间社会的教化行动使得民众参与自下而上的道德救赎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哲学家或者知识分子应承担政治责任,将学与政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