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的易学思想：从义理阐发到象数灾异

对于刘向易学,学界研究较少。刘向虽然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关于《周易》的相关思想。在奏疏中,刘向对《周易》的征引只是注重义理方面的阐发,并不看重灾异思想。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而作《洪范五行传论》。受此影响,刘向征引《周易》开始注重其中的象数灾异思想。在《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刘向对于《周易》的解释也表现出了义理阐发和象数灾异兼用的倾向。刘向在易学中注重象数灾异思想的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论刘向散文对西汉社会现实的批评

刘向的散文,无论是奏疏,还是《说苑》、《新序》、《列女传》等著作,其写作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鉴诫,以挽救当时日益衰颓的国势,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刘向散文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又不局限于成帝时代,而是对整个西汉的社会弊端作了较全面的针砭与批评。     

论刘向的文学观点

刘向校定诸书,写出叙录,又关注时政,屡次上书,还辑录旧文,著有《新序》、《说苑》等书,从中表达出自己的文学观点。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现实意义,肯定符合经义的文章;注重赞美与讥刺,要求诗文对政治发挥积极的作用;继承前人诗乐抒情言志的理论又有发挥,提出“志诚通乎金石”之说;探讨言谈论说的技巧,强调语言文辞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论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伦理思想

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女性所扮演的“民”、女儿、妻子、母亲、儿媳等各种社会角色提出伦理要求,而对女性的各种伦理要求又以“礼”、“义”为价值取向。《列女传》的女性伦理思想在历史上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责任和义务的高度自觉、以心安理得作为为人处世的价值目标。消极影响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婚姻关系中的男尊女卑倾向、过于看重“礼”、“义”的形式而不知变通。     

论刘向对夏姬形象改造之功

刘向为了使夏姬符合《列女传》"孽嬖"的标准,在开篇和结尾的评论中,以夏姬惊人的魅力和传奇生育能力为出发点,通过房中术和神仙方术将其臆造为妖魅形象,把放荡的情恋故意误解为十次婚姻,构建其淫女形象,借助传统色祸观念把所有惨剧强加给夏姬,塑造其祸水形象。     

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编目的指导思想

自汉武帝以来 ,汉王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这一政策也就成了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编目的指导思想。刘氏父子在校书编目过程中 ,始终是站在维护汉代刘姓王朝统治政权的立场上 ,自觉地以儒家经典为标准 ,对古代的文化典籍系统地进行分类、校勘和整理的。     

朱熹文章风格论

朱熹声称平生最不喜作文，却是南宋一代文章大家。其奏疏之作，往往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行文简易而意气凛然，不动声色而林茂深严，使人难于辩驳。其序跋之类条分缕析，无褊躁激切之论，无艰涩炫目之辞，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其书、记之作，落尽英华而返璞归真，将俊健奇伟出之于条畅洞达，语简意闲，神定气和，充分展现出朱熹冲夷和穆的宗师气象。     

论汉魏时期灾瑞谶纬之"有助文章"

灾瑞谶纬的兴起与流衍，乃是汉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结果。它们被广泛用作政论的依据。汉魏史传作品叙述灾瑞，借鉴了先秦以来将灾瑞融入国家兴亡大背景之下的预兆模式。从而形成了奇诡神伟的风格。灾瑞也作为题材，直接成为作品全篇着力描叙的中心对象。谶纬书中对圣王圣人形象的神话描述，亦有其特殊的价值，特别是《春秋演孔图》对孔子的刻画尤为集中而独特。     

论汉魏时期灾瑞谶纬之“有助文章”

灾瑞谶纬的兴起与流衍，乃是汉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结果。它们被广泛用作政论的依据。汉魏史传作品叙述灾瑞，借鉴了先秦以来将灾瑞融入国家兴亡大背景之下的预兆模式。从而形成了奇诡神伟的风格。灾瑞也作为题材，直接成为作品全篇着力描叙的中心对象。谶纬书中对圣王圣人形象的神话描述，亦有其特殊的价值，特别是《春秋演孔图》对孔子的刻画尤为集中而独特。     

语文教学中的旁征博引

在语文教学中,恰当地进行旁征博引,可以诱导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热情．并可活跃课堂气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前汉演义》与《史记》比较

《史记》这一煌煌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垂范后世。司马迁用自己的视角为后世记录西汉前期至汉武盛世的风云变幻和昂扬精神。不仅如此,他还影响了后世的创作。民国黄士恒编著的《前汉演义》中的基本史实都是承继《史记》而来,却独具个性。其"演义"的文体特征,较为完善的白话语体和对人物行为、心理的详细刻画,可谓精彩绝伦。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探究汉史通俗化写作对读者接受的影响。     

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探微

西汉文、景时期，功臣、外戚的势力已经基本解除，同姓诸侯王转而成为中央皇权的主要威胁。文章采纳贾谊“众建诸侯”的建议，剖分齐、淮南；景帝在用晁错之策削吴、楚的同时，又将梁分为五、赵分为六，以削弱王国的势力。文、景的分国是借推恩之名、行削藩之实的一石二鸟之计。通过文、景、武三朝的分、削，藩国自析，再也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了。     

东汉时期关中西汉帝陵的文化地位及影响

秦汉时期的关中不仅是雄视天下的"天府之国",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文明与文化高地。东汉皇帝为了绍继西汉,取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对关中西汉帝王陵墓格外重视,从开国皇帝刘秀开始,就确立了定期拜谒、祭奠关中西汉十一陵的制度。刘秀之后的东汉皇帝,大都能继承刘秀的遗风,多次亲临西京长安,祭祀关中西汉帝陵,充分显示了关中西汉十一陵在东汉政治和礼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孟子诗学主张在汉代的影响——以《韩诗外传》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承袭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把《诗》视为承载王道政教的政治教科书,这也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秦汉简帛中的文学世界——秦汉文学研究新资料之一

简帛的出土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以往的研究多限于考古、文物、历史学界，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文学界对简帛中的文学世界的研究开始予以重视，对重现于世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认识。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生活气氛和环境背景。     

汉代诗歌的空间结构

在汉代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的意象群组合成不同的意境。意象是诗歌的基本艺术符号,是诗人感性、知性与客观物象的瞬间综合。意象既来源于诗人深刻独异的感性经验,又来源于诗人内在精神的律动。因此：通过对诗歌意象空间的架构分析,既可以探明诗歌意象的衍化路径,又可以揭示诗歌意象与诗人生命本体之间的隐喻关系;其次,汉代诗歌诗体的流变也呈现出多样性,表现在诗歌结构上是空间的多变化,呈现出诗歌的一种空间结构之美。     

汉代书册阅读教学史略

汉代是学校教育得以大力提倡的时代。阅读的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断句读、析章节和训释文字。教学方法有指导学生精读、安排时间集中答疑、递相传授等。阅读方式有背诵、抄读、讲论筹。阅读教学中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师承、讲求师法家法;二是注重章句之学,讲究训诂和考据。在实践中汉代的教育家提出了有关书册阅读教学的真知灼见。     

秦汉民爵获得途径述略

秦汉民爵的获得主要有军功获爵、事功获爵及国家赐爵三种基本途径。这三种途径扩大了民爵赐予的范围，并在事实上引起了社会等级的变化。它们对秦汉国家的富强和迅速崛起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秦汉官僚制的逐步成熟，爵制中的非理智因素与之产生了矛盾。另外，秦汉赐爵历史已有四百多年，“以功赏爵”的原则已不似先前那样明显，人们对爵位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前，滥赐爵位及买卖爵位的增多即是其表现，爵制渐而泛滥实属必然。     

文章发表的有关参考

文章发表的层次既可以理解为发表的文章作品在价值和影响上所达到的层次,也可以理解为发表所凭借的媒体被社会广泛认定的外在层次,并且各有具体的划分。文章发表者都有义务遵守有益而非有害于读者和社会的基本原则,也都有必要认真遵守著作权法和有关法规、标准、规范,配合发表媒体的有关约定,鄙弃关涉文章发表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寻求文章发表成功,关键在于文章本身的质量如何,此外寻求发表者不同的主观能动性也会给需要发表的文章作品带来不同的命运。